满洲名义考 上

 

    

   满洲之音，原为“曼珠”。“曼珠”之所由来，据清代钦定《满洲源流考》卷一云：

      按满洲本部族名，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  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殊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经云：“释迦牟尼毗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殊室利，为毗卢遮那本师。殊、珠音同，师、室一音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实则部族而非地名。

  又载《高宗御制全韵诗》“建号满洲，开基肇宗”二句之下，自注“语意相同”。盖以上馆臣之语，本清高宗自制诗中注语。清之子孙臣工所自言，以满洲为即“文殊”，是佛号而非地名，即何得以为有满洲国乎?但既言佛号言非地名矣，而又云部族之名，则仍欲附会其为国名之滥觞。其实既属佛号，又何由复为部族?此当细考其由来矣。

  清之部族，实为女真，女真即肃慎，古音相同。盖“女”字古音同“汝”，“汝”字古音同“肃”，而又与“殊”字、“诸”字皆相近。清太宗天聪九年，始上太祖尊谥为“武皇帝”，又绘太祖战绩，仿帝皇实录之例，而特制满洲之名以入之。未几即下谕禁称女真，而代以满洲。又未几而放弃“天命”、“天聪”等非正式之名号，并放弃女真中枭桀常用自娱之“后金”国号，并禁称“诸申”旧号。“诸申”者，《满洲源流考》作“珠申”，谓“肃慎”之转音，盖即由是而禁称女真矣。于是实行建国号曰“清”，称年号曰“崇德”，追尊四世，俨然备太庙之制。盖公然以有天下自期，实始于此。别详于后。(《武皇帝实录》谓本系满洲国，南朝误名建州。然天聪九年十月庚寅，又谓原名满洲，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今后不许复称。后数日辛丑，又改旗下家奴名诸申，使人耻之不复称焉。可知满洲之号，亦满族所本无也。)

  惟满洲二字之即为“文殊”，系清先世君主之美称，是否可信，不可不考。此当就女真之君主称号，以历史递演观之。周以上有肃慎氏，不言其有无君主。后汉三国，始著东夷之挹娄，谓即古之肃慎，而皆云国无君长，其部落各有大人，则知汉魏以前，女真尚无能统数部落之君长，零星屯聚，各有豪酋，无名号之可言也。《晋书》有《肃慎传》，已言父子世为君长，则兼并稍大，有世及之君长矣，而未详其称号。《魏书》有《勿吉传》，曰：“旧肃慎国，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然则虽有长而分部尚微，亦未及其名号也。《隋书》始以勿吉之音，谐为靺鞨，亦曰即古之肃慎氏，所居多依山水，其渠帅曰大莫弗瞒咄。《北史•勿吉传》同。《唐书•黑水靺鞨传》言其酋曰大莫拂瞒咄。以女真语释之，女真呼长老曰“马法”，今满语犹然。《武皇帝实录》载朝鲜国王与太祖书，犹称“建州卫马法足下”，犹言建州卫酋长云尔。“马法”即《隋书》、《北史》及《唐书》之“莫弗”或“莫拂”。“大莫弗”，犹汉南粤尉陀自称蛮夷大长，而“瞒咄”则其尊称。隋唐时已有佛号，夷俗信佛尤笃。“文殊”之称，信为佛之最尊，而即以尊其渠酋。“瞒咄”即“曼珠”，是其时已有满洲之对音，为酋长之尊称。至明而建州卫最大之酋长为李满住。李为明廷所赐之姓，满住则明代皆认为其酋之名，其实非也。何以证之?万历四十七年，经略杨镐四路出师，为太祖所败。明所调朝鲜助战之兵，由都元帅姜弘立率以降太祖。其时随姜被掳之人，有《栅中日录》一文，见日本人稻叶岩吉《清朝全史》所引。《日录》言约和后军始下山饮水，胡将仍言，此事当到城见满住后，许令还国，则当时太祖已称天命四年，而将士尚称之曰满住，可知满住为建州最尊之号。而李满住在前此百数十年，其称满住，即非其名，而为建州酋长之称矣。隋唐时之瞒咄，明时之满住，一也，同为君之尊称，则知清代宦官宫妾称至尊曰“老佛爷”，犹是此俗。而高宗所谓满洲即“文殊”，其言可信，因其部族称君为“文殊”即满洲，因曰满洲国。当其先，盖建州曾称为满珠部落，犹之今世界称帝国王国公国侯国之类。以当时之满洲部落，即自称为满洲国，亦非骤命一新名，而强其属人遽以自命也。对其部落以外，曰我满洲如何云云，犹中国人言奉皇上诏旨云云。故在口语及文字之中，亦颇顺习，此太宗创造国名，所由以满洲为名，而推行无滞之故。

建州卫地址变迁考

  清室之先，起于明之建州卫。当清之世，以为忌讳，无人敢言之，世人亦几忘之。改革之后，此事已大彰，然亦但以为清之所谓兴京，即明建州之地而已。清史馆既开，主其事者颇以前朝遗老自居，于清所讳，亦视力之所及，能讳者务终讳之。然于建州卫一名，则不复能掩盖矣。既立阿哈出等传，但以清或非建州卫掌卫职者的裔，以顺清室自称未臣服于明之意。其意谓清由建州卫之人民起事，先取建州而后取明，清之先终非自受明之卫职也。此事别有考，不在此篇范围之内。

  《清史稿•地理志》，已详建州三卫地址。此在馆中属稿时，当非以意为说，或自有档案可据，但所据必为清之档案。清于先世之事，有意涂饰者半，实系失传者半，其说多不可信。今先就《清史稿》所列建州卫各地，为再加辨正之根据。

《地理志》二，奉天：兴京府(省东南三百二十里，明建州右卫)。领县四：通化(府东南二百七十里，明建州卫之额尔敏路)，怀仁(府南一百八十里，明建州卫之栋鄂部)，辑安(府东南四百二十里，明建州卫之鸭绿江路)，临江(府东南五百九十里，明鸭绿江路。案：此虽不冠“建州卫”字，既属本府，总在建州右卫之下。又承上文三县而来，自属建州卫)。

长白府(省东南九百八十里，明建州卫之鸭绿江部)。领县二：安图(府东北四百里，明建州左卫地)，抚松(府西北五百二十里，明建州卫之讷音部)。

海龙府。领县四：柳河(府西南一百二十里，明建州卫地)。

     《地理志》三，吉林：江州(省南四百六十里，明鄂尔珲山所，后属讷音部。案：此讷音部不冠“建州”，似讷音部有不属建州者。下桦甸县同)。

      桦甸县(省南偏东二百七十里，明法河卫，末属长白山之讷音部)。

      敦化县(省东南四百七十里，古挹娄国，明建州左卫，后属窝集部之赫席赫路)。清始祖居鄂多哩城即此。初为额穆赫孛罗软地，光绪八年，建置新城。

      额穆县(省东三百八十里，明斡朵里、秃屯河二卫，后属窝集部之鄂谟和苏鲁路)。清始祖所居俄漠惠即此。旧曰额穆赫索罗，乾隆三年置佐领。宣统三年改。案：此条原不指为建州，而指为始祖所居俄漠惠，又云明斡朵里卫地，应注意。

  建州疆域，至太祖时并吞之广，原无限制。《史稿》所据，不知何年之界址。其以兴京为右卫，盖疑清之先出于右卫也。疑清之先出于右卫，盖以明人谓太祖为王杲遗孽。而王杲则明人谓为建州右卫指挥也。

      彭孙贻(原署管葛山人，不著其名，惟于《诸将传•杜松传》中，有“贻闻杜将军恃勇而轻敌”语)。《山中闻见录》：万历二十九年，太祖仍羁吾儿忽答建州寨，阳以抚养为名，奏为那酋抢杀来奔。那林孛罗亦讦建州系王杲遗孽，计杀猛酋，又掳其子，乞谕还其子，守靖安关。(那林孛罗为太祖妻父，仰家奴之子，嗣为叶赫贝勒者，即太宗生母孝慈高皇后之胞兄弟行也。)

      钱谦益《初学集•岳忠武画像记》：惟忠武王，僇力中夏，誓灭金虏。佟奴以王杲余孽，启疆犯顺，忠武有灵，其能贳诸!(谦益明代所刻集，为《初学集》。此文中涉其撰文之年月，为崇祯改元之后一年，即太宗天聪三年。)

  以上为明代称太祖为王杲遗孽之例证。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之《总略篇》：嘉靖间，王杲为建州右卫都指挥使，黠慧剽悍，数犯边。

   《山中闻见录》之《建州篇》：初，宁远伯李成梁之诛阿台(右卫指挥使王杲子)也。      又《东人志•建州篇》：王杲，建州右卫都指挥使也。

  以上为明代称王杲为右卫首领之例证。

  其实清非右卫。所谓“王杲遗孽”云者，太祖之母，为王杲孙女，于谊甚亲。又建州自董山而后，百年间无名首领，至王杲而凶悍著闻，继其后为边患者即太祖。那林孛罗为海西女真，与太祖相讦于明廷，举最近建州首领之为逆者以耸人听。谓之“遗孽”，何得认为正系亲属?凡明人言“王杲遗孽”者，皆此意义。故王杲自为右卫，太祖非右卫也。

  建州三卫，皆缘事递嬗而生，在明廷初未划地授职。所因其归附而设卫者，只有最初之建州卫一卫。其设卫之地何在，乃与世所信为建州卫故地者相去甚远。一经举出，殆可令举世讶为未之前闻也。

  明人纪述言建州始设卫之地，就予所见，只有马文升之《抚安东夷记》，《记》仅言建州女直先处开元，永乐末乃叛入毛怜。初读《记》文，积疑至数年不解。盖不惟不解建州之何以得处开元，实未解开元之并非开原也。开元之误认为即开元，以前学者皆有此疏忽。间有能悟其非一地者，亦尚未能实指其所在。以故欲考建州，当先考开元。

  从前谈地沿革者，陈芳绩之《地理沿革表》，李兆洛之《历代地理韵编今释》，杨守敬之《沿革图》(李氏先有《沿革图》，篇幅尚小而不详，姑不计)，皆以开元路为即开原，殊为舛误。开原自洪武二十一年以后，已设三万卫，又置安乐州(其先为快活城)，安得于永乐间复设建州卫?再考《明•地理志》山东布政司所属辽东都司属之三万卫注云：“元开元路。”又云：“洪武初废，二十年十二月置三万卫于故城西，兼置兀者野人乞例迷女直军民府。二十一年府罢，徙卫于开元城南，距都司三百三十里。”(辽东都司治辽阳，开元城南距都司三百三十里即今之开原也。未徙以前之三万卫，则非在开原而在元开元路故城之西也。)

  仅据《地理志》文，只能知三万卫之曾经迁徙而至开原，不能知元开元路距开原之近远。但洪武初设卫时，兼置兀者野人乞例迷女直军民府，如果开元即开原，则开原之西已入兀良哈之泰宁卫地，欲设女直军民府，岂有不于女直根据之地，而反远设于奚契丹部落之边境者?以故终疑开元路之不近开原也。

  然则开元故城西，初设三万卫之地，究在何处，得其实在，乃可定开元路之地址。于是先求之于《元•志》，则所云开元路者，区域广大，不易定其路治所在。惟其中有“治黄龙府”一语，虽指一时之事，未必为元代开元路治定点。但既有此语，姑从黄龙府求之，则明代皆指沈阳北之开原为即黄龙府。万历四十七年，太祖攻陷开原，明枢臣疆臣奏议，若熊廷弼之流，皆名震百世之人，其奏中每论开原之重要，辄云即金之黄龙府。然则又证明开元即开原矣。于是考《金•地理志》，求其黄龙府所在，则为隆州之旧名，在混同江岸，与开原之在辽河流域者，相距颇远。今先录《元》与《金》两《地理志》原文而说明之。

    《元•志》：“开元路，古肃慎之地。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长阿固郎始来朝，后乃臣服。以其地为燕州，置黑水府。其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又其后渤海寖弱，为契丹所攻，黑水复擅其地，东濒海，南界高丽，西北与契丹接壤，即金鼻祖之部落也。号女真，后避辽兴宗讳，故曰女直。太祖乌古打既灭辽，即上京设都。海陵迁都于燕，改为会宁府。金末，其将蒲鲜万奴据辽东。元初癸巳岁，出师伐之，生擒万奴。师至开元、恤品，东土悉平。开元之名始见于此。乙未岁，立开元、南京二万户府，治黄龙府。至元四年，更辽东路总管府。二十三年，改为开元路，领咸平府。复割咸平为散府，俱隶辽东宣慰司。”

  开元之名，前史所无，亦非元代所命之名。太宗五年癸巳岁，征东夏国(蒲鲜万奴所称国号)。师之所至，始见此名，则可知为东夏始有此名也。东夏先称东真，称号于太祖十年乙亥，以金之东京辽阳为国都。是年为耶律留哥所破，取东京之金币归于蒙古。十二年，万奴又称东夏，盖以黄龙府为都矣。开元之境东濒海，此元之所定开元路辖境。濒海为金之恤品路地，元不置恤品路，即隶开元。其初设开元、南京二万户府，盖即以黄龙府为开元万户府治所，而南京万户府则治恤品。后改辽东路，而领金旧设之咸平府。金之咸平府，实近开原，开原当为所辖之地。既设辽东行省，辽东右丞相驻海西，即驻黄龙府等地。而开元改路，废南京万户府，即将开元路治所迁至南京万户所在。故开元路在极东近海之地矣。其证下文详之。

     《金•志》：“上京路，隆州下，利涉军节度使，古扶余之地，辽太祖时，有黄龙见，遂名黄龙府。(《辽•志》：‘东京道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余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一更名。’)天眷三年，改为济州，以太祖来攻城时，大军径涉，不假舟楫之祥也。置利涉军。天德二年，置上京都转运司。四年，改为济州转运司。大定二十九年，嫌与山东路济州同，更今名。贞祐初，升为隆安府，县一。利涉，倚，与州同时置。有混同江、涞流河。”

  利涉县为黄龙府倚郭之县，而县境有混同江，即黄龙府在混同江岸，非开原地，明人所说皆误。李氏《韵编今释》更以金之上京会宁府为即开原，则又误中之误。盖误以为黄龙府即金之上京，故岳武穆有“直捣黄龙’’之语。不知会宁府与隆州，各自一地。《金史•地理志》分载甚明也。

  开元路治在濒海恤品路地，一证之《明实录》：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辛丑，徙置三万卫于开元。先是诏指挥佥事刘显等至铁岭立站，招抚鸭绿江以东夷民。会指挥佥事侯史家奴领步骑二千抵斡朵里立卫，以粮饷难继，奏请退师，还至开元。野人刘怜哈等，集众屯於溪塔子口，邀击官军，显等督军奋杀百余人，败之，抚安其余众，遂置卫于开元。

  此段文内之开元，皆当作开原，或其时尚未改书“原”字。三万卫原设在元开元路故城西，而此文则举其地名为斡朵里。所招抚者为鸭绿江以东夷民，即斡朵里女真之民。铁岭为鸭绿江上源朝鲜境内之地。斡朵里为铁岭以北朝鲜境内地。三万卫设于此，即是指斡朵里以东为开元故城也。斡朵里，据《清太祖实录》在长白山东，而赫图阿喇即后名兴京者，在其西千五百余里。是斡朵里实在朝鲜东北界。太宗时修《太祖实录》尚能言之凿凿。入关以后，渐与旧闻隔膜。不知朝鲜北境在金元时实系女真地，明初尚然。乃狃于永乐以来，将其地赐予朝鲜，遂不料肇祖以前，实居朝鲜东北，而不在长白以西奉、吉二省之内。故康熙时敕撰之《皇舆图表》，其卷二云：“俄朵里城在兴京东北一千五百里，四至莫考。”云云。犹未敢擅改《太祖实录》所言，但自明未能考其四至，以示传疑。至乾隆三年，乃就《皇舆图考》中，按其图载有额穆和苏鲁之地名，遂指俄漠惠为始祖之发祥地，设一佐领守之。又于其旁近任指一地为斡朵里。乃并字音相近之地名而不可得，即以仅有地名之地，原称额穆赫孛罗软者，因其音虽不近斡朵里，犹近俄漠惠，即定为俄朵里。而于《太祖实录》所言方向在长白山东，此已改在长白山北；所言里至距兴京千五百里，且兴京在西，此则最远之额穆和苏鲁距兴京亦不满千里，且兴京在西南。又额穆和苏鲁与额穆赫孛罗软相距较远。额穆和苏鲁，清所认为俄漠惠者，宣统三年改为额穆县。两地相去百余里，亦与《太祖实录》所云俄漠惠地内之斡朵里城，其说不合，盖皆后来之造作。清室于先世之发祥地，自太宗以后无复知之者矣。

  斡朵里在朝鲜会宁境内者，即在朝鲜斡木河之地。是即肇祖所居，其不在斡木河之斡朵里，相距亦不远。《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庆源都护府下云：“训春江，源出女真之地，至东林城，入于豆满江，斡朵里野人所居。”此当即明置三万卫之处。其地近绥芬河。绥芬即金之恤品，亦即辽之率宾路，而辽又因渤海之率宾府以为名。渤海率宾府，领华、益、建三州。连州地正珲春等处女真之地。珲春即朝鲜所谓训春，而建州女真之得名，正指此一带之女真而言。

  知三万卫之设于斡朵里，即为元开元之故城西，乃确定珲春一地尚在开元故城西，而开元在珲春以东审矣。更以马文升《抚安东夷记》所言建州先在开元论之。据马氏说，以理推之，必为元之开元，非明之开原。然非更得确证，尚嫌迹涉悬断。及读朝鲜李氏朝《实录》，确证甚多，为之大快。兹录如下：

      朝鲜太宗(李芳远)十一年，即永乐九年，正月辛巳，赵英茂、李天祐上言曰：“今猛哥帖木儿虽令招抚，今将移徙于开元路，恐与种类以开道直向吉州，则镜城如囊中之物。又牧马南下，则端、青之地骚然矣。”

据此，则开元路更在肇祖原住斡木河之东。斡木河向镜城、吉州，尚为正道。开元路由东北而人为间道。更南下则朝鲜极东北之端川、北青皆骚然矣。此开元路在极东濒海之一证也。然此犹未证明开元路之即为建州卫也。

是年，月丙辰，《朝鲜实录》又书：“东北面吾音会、童猛哥帖木儿徙于开元路。吾音会，兀良哈地名也。猛哥帖木儿尝侵庆源，畏其见伐，徙于凤州，凤州即开元，金於虚出所居。於虚出，即帝三后之父也。”

  据此，则开元路所在，即阿哈出所受之建州卫地(阿哈出，朝鲜有时作於虚出，有时亦作阿哈出)，又名凤州。此凤州非朝鲜内地黄海道凤山郡古名凤州之凤州，乃朝鲜东北境外之地。“凤”字之音，亦系口语相传，非有定字。何以明之?更举一证如下：

     朝鲜世宗(李祹)六年，即永乐二十二年，《朝鲜实录》书：“四月辛未，平安道兵马都节制使，据江界兵马节制使呈驰报：今四月十七日，小甫里口子对望越边。兀良哈沈指挥率军人十三名，将牛马并十三头匹来说：‘吾等在前，于建州卫奉州古城内居住二十余年，因鞑靼军去二月十七日入侵，都司李满住率管下指挥沈时里哈、沈者罗老、盛舍歹、童所老、盛者罗大等一千余户，到婆猪江居住。’”

据此，则建州卫初设所在之凤州，又可作“奉州”。自永乐元年为阿哈出设建州卫，至是二十余年。李满住为阿哈出之孙。其言云然，知“凤”或“奉”无定字。

  朝鲜太宗四年，即永乐二年，《朝鲜实录》书：“六月己卯，辽东千户、三万卫千户等，赍敕谕及赏赐，与杨内史偕来，随后而入，盖以向建州卫也。”云云。

  时建州设卫未久，明廷奉使往建州者，假道朝鲜而后可至。亦可见建州在朝鲜东北。使者由朝鲜西界来，必历朝鲜国境乃达，亦证其时之建州非长白西麓赫图阿喇之建州，亦非可以明开原之地为建州，而附会马文升之说也。

  惟云蒙古太宗时之南京万户府即后来之开元路，此亦当有证实。考东北荒远，古无有兴国择京之事。自渤海辽金，始以其地为都会。但辽南京为析津府，即今北平。金南京为宋之汴都。元无南京，且在太宗时犹沿游牧之旧，不知有定都之说。漠北四汗，以和林为汗所驻之地，应作世祖以前四代之都城。然终元之世，未加和林以“京都”之名，但称岭北行省之和宁路而已。世祖乃以开平为上都，燕京为大都，更无其他东西南北之京。则当太宗时，取“万户府”之名为“南京”，断非有自定南京之意。不过就辽东所有之旧地名，随意名之而已。考辽东地之有“南京”名地者，惟渤海五京，皆在辽东。而其南京，则云沃沮故地，曰南海府。沃沮即东海窝集，今为清咸丰八年割畀俄国之俄属东海滨省，而又为其南境。则东海滨省之极南，即珲春以东之地。元初设南京万户府，只有设于此地。而后来正为开元路所在。故知两万户府废而改开元路，必于其时并开元于南京，而为路治所也。此一证也。

  朝鲜于女真之请居境内不许，往往入居南京。初疑朝鲜国内自有南京之名，及读《实录》中燕山君三年，即弘治十年九月丙午，承旨慎守勤启：  

      当初兀狄哈、伊伊厚等，称归顺来住加讫罗。朝廷以人面兽心，其诚难信，遣敬差官李玷与节度使同议，开谕还土。伊伊厚等托言，待秋收乃还，而移居于南京，迄今不还。臣意伊伊厚等在近境，而岁月积久，滋蔓盘据，则处置实难，是养虎遗患。近者李季仝语臣曰，稳城与柔远堡，皆贼路初面，防御最紧，军卒残劣，柔远则士兵仅五十余人。伊伊厚等环居其地，则窥觇虚实不可不虑。

  据此，则稳城、柔远本为朝鲜极东北边境。而伊伊厚所自占久居之南京，乃紧与相邻之近境，则在东北边外，正为珲春以东之地，即以前建州卫未移婆猪江以前之故地。此又一证也。

      辛酉，成俊议又云：“五镇以豆满江为界。江外乃彼地。自城底至深处，诸种野人，数多屯居。是自居其地，非三浦倭人居于境内之比也。虽城底禁之为难，况南京距稳城二息余程乎?若禁之而不从，则臣恐其损威也。”

  据此，则南京在豆满江以外，距稳城二息余程。“一息”犹“一舍”，大约三数十里之谓。成俊言南京虽为近境，而实在国界豆满江之外，恐朝鲜无说禁使勿居。此其地望亦与开元路相合。以下议论南京之地势甚多，大指已足明其地址，同符开元。馀不备录。其证三也。

  然则建州之始设，成祖之意，盖回复洪武间初设之三万卫，并其置女直野人军民万户府之原意。当太祖设三万于斡朵里时，正为招抚女真之故，故三万卫指挥为流官；同时设女直军民万户府，则以土官治女直。越一年，以粮饷难继，卫徙而府亦罢，是时暂不经营东北。越三年，洪武二十四年，乃封子松于开原为韩王，模于沈阳为沈王。明年又封植于广宁为辽王。皆以亲藩镇东北，必将大辟辽东，确固根本，而后尽抚女直诸部。又以北平早封棣为燕王，而权封大宁为宁王，橞封宣府为谷王，亦皆为辽东应援。太祖对女真之大举如此。自成祖以亲藩发难，恐他藩之效其尤，尽撤徙诸王，无一在者。而后独用官职赏赉笼络女真，遂成久而难继之局。观其设建州卫于开元路，自以为前此设卫为流官，故以运粮为虑；今以土官领卫职，假以名义而不烦俸饷；又并太祖并设军民府之策而一之。以故建州卫独设经历，实用都司之体相待。盖将以建州一卫为招抚女真之总枢矣。其后来者日多，其地日远，既多纳黑龙江之野人女真，觉非建州所能遥制，乃改计设奴儿干都司，而建州遂永与诸卫等视，无复特殊。至永乐末叛入毛怜，遂去开元路旧址而至鸭绿江之西，与毛怜先后俱入明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