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章学术 融会贯通：我心中的宗教思想史
-
中华法律文化网
2014/9/25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中国思想史研究动态信息第154期《中国学术思想史》组撰动态专号（15）
浙江理工大学 蒋海怒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宗教的历史研究可追溯到民国时期。梁启超、陈垣等人摒弃了古代以信仰为基础的宗派史、教义史研究方式，代之基于客观精神的历史探讨。在此之后，出现了数种名为“佛教史”、“道教史”的研究著作，并且出现了将“中国宗教”作为整体对象进行探讨的努力（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经过学术同仁近百年的努力，目前，佛教、道教、民间宗教信仰各自的“断代史”、“通史”层出不穷、篇幅宏博，同时出现了几种“中国宗教通史”的撰述。然而，相较于通史性写作的方兴未艾，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宗教思想史”依然付之阙如。虽然在各种“宗教通史”的撰述中，思想的探讨是很重要的部分，宗教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的收获，但如何将学界迄今为止对于宗教思想的探讨融铸为一部“中国宗教思想史”，依然需要在著述体例、思想阐发、史料剪裁等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创新：
其一、以博通为旨要。目前中国宗教研究的一个特征是学科畛域过严，很多学者仅仅研究某个宗教或特定宗教中的某个宗派思想。上述研究方式利于作“专精”的宗教义理的研讨，但不利于对中国宗教思想进行整体意义上的研究。与宗教思想的专门化研究不同，“中国宗教思想史”的撰写对著者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就是“博通”。毋庸赘言，“博通”和“专精”本质上是辩证的关系，缺一不可。但就“中国宗教思想史”写作而言，应彰明“博通”的优先性。然而，我们也应将“博通”和“浮泛”、“颟顸”这类“不经”的“宏大叙事”区别开来。
笔者以为，做好“博通”包括“分类例”和“求会通”两个方面，前者需要寻求一套公允的概念，并以这套概念所提供的视角，用来裁断不同的宗教类型和支脉。笔者以为，传统意义上的宗教界划（精英/草根、正统/民间、大传统/小传统、制度型/扩散型）需要作进一步地调整；就后者而言，笔者称之为“寻找公分母”的努力。条贯必以会通为归宿，否则“学不通方则见陋”。面对着复杂的宗教思想的历史分布，不能采取“就事论事”，平铺直叙各家、各派、各宗教思想家的方式，否则宗教思想史会变成“整辑排比”宗教思想的“史纂”或拘泥于“参互搜讨”琐屑宗教史实的“史考”。“求会通”，就必然在整体框架上打破儒释道、国家宗教、民间宗教宗教思想分别探讨的方式，首先，我们需要鞭辟入里地探讨这些宗教思想各个层面的“总特征”；其次，我们需要研究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我们需要对其宗教思想的性质进行整体分层地考察。笔者以为，在宗教领域，一代有一代的思想。而在各时代思想中，因时、地、师承、门户的差别而出现了某些细微的思想差异，宗教思想史的任务自然包括追溯产生上述差别的原因，它们之间由此及彼的桥梁何在。
其二、以思想源流为重心。不同于政治史索解“理乱兴衰”、制度史勾描 “因革之故”，思想史的任务是阐释“源流得失”。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应追溯到《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黄宗羲和全祖望在“凡例”、“序录”和“小序”中都强调了这一点，此后，纪昀总纂的《四库提要》各“类序”中也突出了这一要求。章学诚作《文史通义》，也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校雠学“条别学术异同”的“大义”。
基于上述认知，笔者以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1）分别宗旨，如灯取影。由于篇幅和体例的限制，宗教思想史不可能将历史上的思想面面俱到地呈现出来，因此就发挥传统目录学“纂要钩玄”的优势，撮其“宗旨”和“精华”，重在豁显各宗教义理系统的思想创获，明分精芜。因此，宗教思想史的写作不是以具体人物或文献为重心，而是以“思想宗旨”为重心。这种化繁为简的要求不仅要反映在内容上，也要体现在目录上，最终做到“以简驭繁”。（2）观澜索源、原始要终。首先，历史上的宗教思想，很少有“孤起”的现象，大多潜存于前代思想之中，而一种宗教思想表面上的消逝，却又可以在后代思想中找到其寄存之处。此外，宗教思想除受到政治社会等外缘因素的影响外，还有其“内在理路”，例如佛教中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思想的演化、道教中的内丹心性学的流衍等等。因此，宗教思想的撰述除要反映其与政治社会的互动关系之外，更要以思想自身的脉络为中心线索。其次，就特定宗教“思潮”自身而言，有其萌芽、发展、鼎盛和式微的过程，宗教思想史的撰述需要描述这个过程的内因外缘，其表现形态和代表人物。最后，由于宗派偏见、政治忌惮以及各种人事隐晦等原因，往往出现附会源流等现象。因此，客观的思想史撰述要排除传统的宗派、教派的偏见，做到严格意义上的“由委溯源”。（3）品评得失。从著者自身立场出发，对学术史上的人物、思潮进行批判性分析是我国学术思想史的撰述的鲜明特色。“学案体”是这种特色的代表。其实，国外对学术史研究对象的批评性分析同样看重，例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本质上是思想史）中有大量评价性文字。但是近时期以来，在所谓“客观”的要求下，学术史中“品评得失”的部分遭到削弱。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一部成功的学术思想史足以烘托出某种“独断之学”（章学诚语）
其三、注意新材料的使用。自王国维首提“二重证据法”开展中国史研究，注重考古文博资料，并以之与固有文献进行比较研究，成为“新史学”的重要内容。宗教思想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笔者以为，宗教思想史“新材料”的使用需要注意如下内容：利用以遗迹、遗物为中心的“宗教考古学”成果构建新石器时代至夏朝的远古时代宗教观念；在吸收传统经学和诸子学研究成果上，补之以甲骨龟版、青铜金文研究成果，重构殷商、两周时代以祭典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体系；利用两汉简牍帛书、画像石发现成果重构秦汉时期的宗教思想观念；利用碑铭和敦煌写本重新梳理隋唐佛教、道教乃至民间信仰的观念史；使用史料笔记、方志和碑铭文献重新勾勒宋代以后佛教道教新教派和民间信仰的思想史；利用宝卷善书和档案建构明清时期民间教派思想的历史。
其四、文字风格。“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一部成功的思想史需要在表述语言方面做出贡献。这里所说的语言，不是文学性修辞语言，而是批评性、考证性、阐释性语言。考察清代以来的学术史写作名家，黄宗羲、全祖望、纪昀、钱大昕等人都是“为文”与“为学”的高度统一。晚清民国时期的学术史名著也特别重视这一点，大多用简练的文字表达出准确、复杂的思想内容。民国时期一些重要的宗教学术思想史的著名学者非常注意叙述语言的精炼化，梁启超、陈垣、汤用彤的宗教史著述是其中的代表。从内容上看，上述这些学术史、思想史撰述有很多已经变成研究的常识，但它们依然成为今日学者入门乃至登堂入室的阶梯，叙述语言的优势是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也有一些学术撰述强调这一点，例如新修“清史”。返观现实，每年出版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如此之多，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有很大的推进，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为平淡（甚至杂乱）的文字所掩盖。笔者以为，宗教思想史的写作应该在文字叙述方面做出努力，这也是本丛书成为历史性经典文献必备条件之一。
然而，宗教思想史的写作究竟能否达到上述的理想目标？面对着这个心中的疑问，笔者的想法是“法乎其上得其中”。无论如何，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努力总会有回报。
来源：本文与之后的三篇文章《“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摘要）》、《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的重构----兼论儒家有关上古战争现象的虚拟化解读（摘要）》、《谈《尚书》诸篇关于“法源”、“法意”的若干观点》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中国思想史研究动态信息》第154期“《中国学术思想史》组撰动态专号（15）”中的系列文章，现发布在本网站上，以飨读者。
（编辑：刘光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