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声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读稿札记》“神会庐主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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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律文化网
2013/5/10
蒋按：我的学术生涯是与文稿和书稿的编辑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大体上说，编辑有三类：有以预测市场、组织选题和追求码洋为务者；有坚守在自己原有的学术领地辛苦耕耘，虽有编辑之职，但已经无旺盛之精力和满腔之热情编辑文稿、书稿者；有以编辑工作为务、为学、为终生之使命者。论事业，这种人无骄人的建树来造福社会；论学术，这种人无特定的专长，仅以学习作者的各科学术为长；无精深的、扎实的学术功底，仅以掌握与作者的思想、学术观点交流的本领为功底。勉强地说，我大概可以属第三种人。人常说：编辑是为人作嫁，而我的经验是：每篇文章、每部书稿都为我提供了学之不尽的知识，每位作者都在如何治学、如何做人方面为我树立了高岸的榜样和提供了巨大的动力。6000万言、201卷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像一条穿越重峦叠嶂、流经万里平川而泻入大海的思想史洪流，而《〈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读稿札记》，则是盘旋在这条河流之上的回响而已。也就是说，首先是240余位作者将我拉进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流域”，而我理应倾尽自己的全部感情和智慧，忠实地向学术界推介作者的成果，以便让它们灌溉一代又一代求知者的心灵。“神会庐主曰”就是我回馈240余名作者的一份礼物。
呜呼，吾智衰矣。在美妙的理想面前，实际的能力总显得如此的苍白。今选札记中“神会庐曰”数篇，望各位师友不吝赐教。
读匡亚明《孔子评传》（《丛书》卷１）
“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我来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时，本书已经发稿。读者可知：当年，我在初读匡老新书时，与现在的心情竟有天壤之别。那时，我时时为有无高拔孔子而担心；而今日，每读到批判封建主义的字句，倒有些“触目”了！噫唏，何其怪哉？不过，在强烈的反差之下，对于匡老在耄耋之年亲赴西双版纳边远山区，考察当地祖传遗迹，佐证西周社会性质为“封建领主制”的做法有了新的认识：考定了西周及孔子所处时代“非奴隶社会”的性质，是确定孔子学说性质和历史地位的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我们常说的封建专制制度（即君主专制制度），亦有它的初级、成熟和衰落、凋弊的形态。然而，诚如匡老所说：“分封制、宗法制、等级制相互渗透，三位一体，形成了西周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它不仅是西周而且是尔后长达三千年中国封建社会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决不应忽视的重要特征。”(p.110)孔子正是在这种制度形成之初期，亲历了经济、政治宗法性、垄断性和专制性而引发的尖锐对抗而企图救治之，故而他所提出的改革主张，对其后三千年有一定的意义。事实上，孔夫子之后思想史的主调，就是一代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与学者以自己的理想和聪明才智来建造、改良、批判这一制度，使之不断完善、不断更新，在它无可救药，不可避免地病入膏肓之后，最终以新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它的历史，并且逐步向着由人民群众自己来动作整个上层建筑的方向迈进。而今天看，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但离孔子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同目标还相差很远。因而，孔子通过文化教育之路，教人认识到“什么是人”和“怎样做一个人”，有着不朽价值。“政者，正也”、“己立则立人，己达则达人”、“己所不欲忽施于人”、“朝闻道，夕死可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等等，等等，片言只语，则可启人圣心，不以时迁，不因人异，无视此言，岂有丽天红日？
当然，话也要说回来：对于一个客观上必须改造的政治制度，主要地依靠教育、改造“仕”者的“人心”是远远不够的。这恰恰是孔子学说的局限所在。当时之中国和之后之中国，都需要新的思想家来提供新的学说。匡老重视孔子，又不以孔子为“至尊”。他有更为高远的政治理想，更为深邃的理论思考。这就是他于八十岁之后为何主编200卷《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原因所在。他希望通过研究百家之学来启迪后人。我来思想家研究中心时，匡老不断地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启我心志，在学风日益功利化，有形无意地驱赶着人们追名逐利之今日，岂敢忘哉！
读于琨奇《秦始皇评传》（《丛书》卷13）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有古谚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与之相比，奠定了两千余年中央集权专治制度基础的秦始皇，岂不是也给中国大地送来一缕晨辉的人吗？三皇五帝，其功多出传说，他不愿与之相侔，乃因有实绩也。无疑，始皇帝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然可否恃其功绩而只准碣石颂德、不许私议朝政欤？可否因为是“反动言论”而焚书坑儒欤？否，否。读于君书，知秦末的乱象，乃是历史之发声矣。
若以我本人观之，秦二世之亡，更有深刻的原因。七国之争，民苦久矣。作为法家学说的坚定实践者，秦始皇起初当有拯救百姓于水火之心。然而，他将君、臣、民的关系建立在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之上：君以论功行赏的法器，诱使臣下与举国之人为己之利疯狂地出力卖命，从而将他推上了人间权力之顶端；而居于云端之帝王，很快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来自何方，他只想到：既然你们得到了我给予你们的利益，那就必须绝对地屈从我的意志。“性恶”是法家学说的理论基础，“独专”则是法家学说的必然产物。秦始皇听不进仲父“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苦心孤诣之教诲，天下人为己之利，必将他除之、废之。以利益交换的立国，国祚不会长久。秦之成得于法家，失仍归于法家。法家学说只有得到进一步的改造，才能成为专制帝王的统治学说，这是秦末血淋淋的历史写成的结论。
读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丛书》卷37）
“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饰辩。修行则仁义兴焉；饰辩则大伪起焉”
1996年夏，我奉匡老之托，赴兰州访问尚未交稿的作者，《傅玄评传》早已出版，然出于礼节，顺便代表周勋初、卞孝萱先生拜望了失明以久的魏明安先生。魏公十分健谈，认为《傅玄评传》一书对“直臣”的“清远有礼”的德目未作深入论述，实乃一大憾事。他说：文以奇胜、史以正功。魏晋间，玄学之兴有其历史之因，可否因此而无视那些“清远有礼”的直臣在矫正崇诞黜实所起的作用呢？希望该书“再版”时允许他加写一章。后由他口授，由魏夫人唐磊教授笔录，写出了《“清远有礼”是傅玄树立的德目》一章，被收入巩本栋主编的《杰出人物与中国思想史》一书之中。说真的，当时我并未解魏公之深意。而此次复读本书，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曹氏篡汉、司马氏篡魏，将篡者与被篡者相比，谁更功于历史呢？司马懿诛曹爽何晏、司马师杀夏侯玄废齐王、司马昭杀嵇康诛高贵乡公，是何等的残忍与不仁！然转而问之：如果要让曹爽何晏及玄谈之士得胜，国家将如何、士人将如何？司马氏，乃河内诗书大族，他们执政，可算是“儒将”秉国吧。阮籍对其不仁，以不合作的态度对抗之，可；傅玄因此时的司马氏尚存礼义廉耻之心，从而谏劝之、鼓励之、有限度地颂扬之、热心肠地指导之，以便安民，亦可也、可也。
读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丛书》卷71）
“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
读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三《评传》，感受不一。韩情急而调高，柳思深而文厚，刘心宽而诗豪。子厚创发“吏者，民之役”之论，爱民之心深矣；退之发“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之愿，力挽狂澜接续道统，卫道之志雄矣；梦得何尝不爱民尊道，然其《赏牡丹》一首云：“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不也是表达了“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的不朽人格吗？同是君子，何求相同面目；虽有高低之量差，都是堂堂之大丈夫矣！
读陈祖美《李清照评传》（《丛书》卷88）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与其他传主相比，本文所记李清照传，其篇幅要长得多。这是因为陈祖美女士花了大量心血，考辨李氏词文，将其一生所经历的感情波动和升华的过程，梳理出来。“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才女奔放风情也；“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少女欢快恋情也；“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新妇得意春情也；“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少妇思夫幽情也；“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弃妇怨君伤情也；“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惜时”，嫠妇悼亡先君思情也；“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巾帼壮烈豪情也；“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烈妇爱国豪情也。词人之情岂可以“凄凄惨惨戚戚”括之哉！宋人之精神、之思想，又岂可以道学而掩之哉！
读马曼丽、杨建新《成吉思汗忽必烈评传》（《丛书》卷101）
“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
或有人问：“将本评传与《文天祥评传》对照起来阅读，两部书稿作者的观点是否相互矛盾？”矛盾说不上，但差别确实有。或有人曰：“两位作者的观点可以针锋相对，但作为一套丛书的编者，不可以己之矛戳己之盾。”是。这是一个不小的遗憾。但这一遗憾是由遗憾的历史造成的。成吉思汗征服世界，所到之处尸骨遍野，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仅以忽必烈论，他在消灭南宋小朝廷和统治中国的过程中，频频发生暴力行为；但被他消灭的小朝廷，无能透顶、腐败透顶，早就失去了存在的历史理由，如果不是由元军将它消灭，在宋朝内部是否还存在让中华机体起死回生的力量呢？没有。由于元军确实存在着民族杀戮，所以文天祥的抗元义举是正义的，其宁死不屈的高尚情操是永远值得歌颂的。但是，他的思想也有令人遗憾之处。据元初邓光荐、刘岳申分别所写的两部《文丞相传》载：在决定文的命运之前，忽必烈曾在殿中召见囚禁中的他。帝曰：“如能改心易虑，以事亡宋者事我，当令汝中书省一处坐者。”文答曰：“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号称状元宰相。今事二姓，非所愿也。”“汝何所愿？”“愿与一死，足矣。”将反民族杀戮的正义行为与不事二君的思想混在一起，岂不是历史的遗憾！这证明，在理学的熏染下，在宋朝天下，确实没有让小朝廷起死回生的力量了。忽必烈在中华典籍中，独取乾元为国号，表明其以雄伟之力新造中华的决心，其功岂可抹杀哉？
读张祥浩《王守仁评传》（《丛书》卷118）
“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
经比对理学家和心学家评传，知前者重理一分殊，后者重未发已发。知行合一也罢，致良知也罢，其“知”均非“见闻之知识”而乃为“德性之觉悟”。有此自觉，临事当口，拍拍良心就知如何做了。真是一了百了。在这“起意处”、“发动处”见人良知、树人德业，无须“之乎者也”、“念念叨叨”。被心学家所批判的高官，哪一位不是读了几十年的书，事到临头，能欺就欺、能骗就骗、能捞就捞、能占就占、能爬就爬、能钻就钻、能嫖就嫖、能奸就奸，能将人置于死地便不择手段而为之，这一切难道怪他们读书太少不成？只是情欲之天狗吞吃了他们的天良而已。当然，良知也需要事事磨练，日积月累，惟有如此和只要如此，自然就能垂成无为之功。王学不繁，亦不空矣。祥浩特引阳明赴龙场经长沙时所作《吊屈原》：“日西夕兮沅江流，楚山嵯峨兮无冬秋。累不见兮涕泗，世愈隘兮孰知我忧。”他真地担心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重臣们葬送了可爱的神州。无怪，匡老对此书稿百般关照，临终前执意躺在睡椅上，一边吊水，一边强拿精神，听我们如何评说这位心学家！
读罗炽《方以智评传》（《丛书》卷143）
“质测即藏通几”，“通几护质测之穷”
方以智曾赋诗云：“天地伤心久托孤，弥缝自肯下红炉。支离藏却人间世，破碎人间有世无。”此乃心灵之写照也：以其支离之身来承担起拯救儒学、特别是被空谈家所糟蹋了的《易》学的大任。然而，历史给予他更高的荣誉：虽为易学传人之面目，实乃启新之先哲，读罗君书，能不知乎！
于明清之际，《丛书》收五位对我国近代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有重要贡献的人：徐光启，心胸开阔，敢于迎接近代科学之曙光；宋应星，脚踏实地，以其双手借天力而创工艺之学；李时珍，心明手细，将上万种药物以其性编排成列；徐霞客，目摭足析，触摸到卡斯特地貌学的科学之角。而本书传主方以智，提出“质测即藏通几”、“通几护质测之穷”近代科学的研究思想，使自然科学学术从经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此五人者，实无相似之经历，甚至可以说亦无相似之情趣，而他们同为新学术的探求者、开辟者，是何原因呢？冬至时节，阳气乍生；再到立春，地孕东风。凡有性者，不论何种，争相吐芽。这真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读韩林德《石涛评传》（《丛书》卷154）
“不立一法，是吾宗也；不舍一法，是吾旨也；学者知之乎？”
石涛一生有四不幸：“命”险为南明秃尾之朝所杀，“性”为清朝所损，“名”为京师画界权威所抑，晚年虽然娶妇，但已无生育能力，“嗣”被时局所断，其惨状，作《离骚》之屈子、成《史记》之马迁，岂可比乎！然苦瓜和尚没有向命运屈服，将其不平之气融于他所爱恋的草木山水人物，而流芳百世，命、性、名、嗣，熠熠灿然，生生不已，岂不是大幸乎！
读李广柏《曹雪芹评传》（《丛书》卷164）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何谓“悲”？凄凄惨惨，人去楼空，白骨满地，是悲；风折花枝、雨拆鸳鸯，有情人一夭一奔，固然亦是悲；但将一位“淘气”的女孩教化为拆散一对鸳鸯的钗子，岂不更悲？李先生在本书中对被世人长期误解、一直痛斥的薛宝钗抱有极大的同情。真乃“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读梁绍辉《曾国藩评传》（《丛书》卷179）
“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
就我个人而言，并不十分赞成用 “从大处看他是小人，从小处看他是圣人”来概括曾国藩的思想。但这却是梁老先生研究曾国藩的神来之笔。面对全民崇拜曾国藩的非理性思潮，梁公有无以名状的忧愤。他作此评，无非是提醒国人：要推动历史的前进，仅仅靠少数官员的高尚操守是不够的，做一些技术上、经济上的改变也是不够的。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梁先生希望广大读者一起与他共同来思索。
读谢世诚《李鸿章评传》（《丛书》卷186）
“合地球东南西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这是征战一生、伤痕累累的败兵之将，在临终前百感交集的一声哀叹、一缕眷念。作者如果不是李鸿章你也许会为之落泪，但他恰恰是签下丧权辱国投降书、让举国蒙羞的李鸿章，不知君作何想？人都知弱国无外交，殊不知弱国之烈士亦无颜面者也。苍天不佑，英雄气短；代世受过，怎不凄然。这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吾人不当忘怀矣！
曾国藩与李鸿章就人品而言，前者传统，而后者有诸多变通。就经世而言，李鸿章比曾国藩有更多地无奈和委屈。记得读一个文人的笔记，言曾国藩问李鸿章外交之策，李答：“可来点痞子腔”。曾沉吟良久，言“还是一个字‘诚’为好。”这说明年轻一些、地位低一些的李鸿章已然无法再固守传统的训诫，世事变迁非曾国藩所能体会。反映了近代世界与中国格局的变化之迅速。
读马洪林《康有为评传》（《丛书》卷197）
“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
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
以渐进的和全面系统的方式改良国家，是康有为所创立的近代思想学派的主张。历史已经证明：人们可以（或许也应该）批判它，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它。康有为在病逝前无不伤感地说：“中国我无立足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其实，中国有康老先生的立足之地，凡研究人类命运的学者，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有您的知音。这是马先生书所做出的结论。有感于此，特和康先生《苏村卧病写怀》一首：
救国壮志岂作尘，风卷雷轰七十春。
神化“三世”创新意，妙传“大同”再燃薪。
群峦咆哮毁声誉，孤鸿哀鸣难安身。
今遇马公三拂羽，直冲天池洗酸辛。
读茅家琦等《孙中山评传》（《丛书》卷200）
“民族、民主、民生三民主义，
即近代所谓之国为民有、国为民治、国为民享之真精神也”
由匡亚明教授任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以他本人撰著的《孔子评传》开卷，以《丛书》终审组负责人茅家琦领衔撰著的《孙中山评传》作殿军，完成了对“中国学术思想史”发展的一个“周期”的初步总结。这个周期就像《周易》起于乾坤，终于未济，从孙中山开始，中国社会的发展又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明朝中叶之后，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进入了年老多病的凋弊阶段，有改革意识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均以揭露这一制度的弊端和探求如何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为己任。孙中山可谓是完成这一历史过程的终结人物之一。
开辟历史的人固然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功绩，但他不可能是个完人，当我们看到他振振有词地要全党向他个人效忠时，不免觉得十分可笑，看到他企图以出让东北三省来换取日本政府帮助他完成倒袁大计时，不免大跌眼镜。但这就是历史事实，是谁也抹不去的。那么，可否因其伟大而对其过失进行百般地掩饰呢？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并将继续告诉我们：未来仅仅向踏实于历史的人们打开那诡谲的大门；那么，是不是因为孙中山的错误而失去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失去了我们长期以来对他的敬仰之情呢？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自己就失去了创造历史的资格：对于未来社会，我们再伟大，也只是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童，谁能要求我们不跌跤子呢。这就是茅先生《孙中山评传》给我们留下的最大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