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的陌生人：被遗忘的民国法学家——专访“汉语法学文丛”主编、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二）
下篇：法学家不曾“退守”《南风窗》：如今的法律学人似乎已逐渐退居到专业位置了，不像当年张君劢他们对国家建设慷慨激昂。
许章润：就思想焦点、学术兴味而言，旧日中国的法学家约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如吴经熊、张君劢、史良和钱端升等人，怀揣天下兴亡，关注国是大端，笔涉政法经纬。如何布局国家政治，怎样达致优良政体，总体性地谋划经济和社会，战略性地梳理战争与和平，构成了他们积劳积慧的重心所在。虽书生事业，而笔力千钧，现实政治所扮演的，不过是他们的笔下风云的行动版本。恰如梁漱溟先生所言，“救国”和“建国”，实为清末以还一切知识分子士大夫们念兹在兹的心头大事，虽流离不敢忘怀，虽颠沛不能稍懈。正是基此情怀，吴经熊情不能已，应邀下海，其所起草的一部宪法，一如张君劢先生的宪草，都是建国大纲式的，可谓清末变法更张以还汉语宪政学思之集大成者。就著名的“吴氏宪草”来看，萦萦于四种观念，糅合了四种思想。一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核心价值，如仁义礼智信，一并容纳入怀，形诸文字；二是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举凡公平、正义、人人平等诸项，悉在其中；三是有关建设现代优良政体的基本价值，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现实主义政治设计；四是如何在既有条件下经由分权等项安排，对于民生层面的照应。事实上，兹编宪草以“民族”、“民权”和“民生”作为纲目，顺序排列，活脱脱一个建国大纲，充盈了文化情怀，满含对于普世性价值的开放性以及关于现实政治的理性考量，非为后世浅薄之辈轻侮之“天真”。
还有一种法学从业者，多为通常所说的部门法学家，如刑法学家、民法学家、诉讼法学家、财政金融法制的专家等等，关心的多为技术性问题，做具体规范的梳理、程序的厘辨、法言法语的解析一类的工作，同样为铺设现代法权秩序所不可或缺者也。
《南风窗》：怎么看待这两类法学家的关系？
许章润：今天国中同样存在着这两类法学家。以人数论，第二类法学家当然占据多数，否则，反倒不正常了。此话怎讲？因为，整体而言，法学属于规范主义的技术操作型知识体系，以具体的程序安排来落实法律的价值追求，将政治理念和对于应然之境的追求消隐于实践性的规则治理。因而，梳理规范、设计程序、看着实际效果、追求“将事情办成”乃至于“办好”，是法律之治的正业，也是实现规范目标的不二法门。否则，全体法律人耽溺法理玄思，忽视实际操作，则规则无腿，寸步难行，程序无着，歧路迷漫，这法制或者法治往哪里安放，自何处起步？因此，今日中国法学家们孜孜于具体的法律事业，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职业道义立场，也不曾失却法学家之为“法律的良心”的浩远担当。
实际上，晚近30年里，大而言之，无论是关于人世秩序的善治、有关政治正当性的追索、如何使得经由法制的社会秩序成为可能的思考，还是人权和私产入宪、对于社会不公的持续性关注与抨击、有关分配正义的法律落实等等，小而言之，对于具体物权的现代法理定位、努力废止收容遣送恶制、协力草根维权等等，法学界和法学家们从来当仁不让，发声发力，积劳积慧。论规模论影响，其实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段。正是在此，法学家的专业理想和社会情怀获得了用武之地，展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士志于道”的伟大理想精神。
就法学界而言，现在有一批30岁上下的学人，是正在成长中的第六代法学家，较诸老师辈们，其知识结构更为多元，其视野更为开阔，也更加关注政治哲学、法律哲学、道德哲学以及思想史的融会性创新。再给他们10年，必将集小成而臻大成。所谓时势造英雄，此时也，此势也。否则，倘若对此了无自觉，亦无自励，那么，非唯不幸，也是法学家的无能。
倘若法学家“失语”，是“不幸”的
《南风窗》：与民国法学家相比，当下绝大多数法学教授退守专业领域，有对公共问题失语的趋势，其原因何在？
许章润：如前所说，多数法学家是所谓的“部门法”学者，固守专业领域，是职业所系，蔚为天职，谈不上“退守”，本来就该在那儿。但是，同样毋庸讳言的是，较诸思想性研究，凡此“专业性”作业，似乎风险较小，使得部门法学家们不免为学科所窒碍，其问题意识与观察视角，其理论境界与价值定位，自然多所局限，因而，其作品，无论是学术性和思想性，均难以进入学术共同体话语。
《南风窗》：江平先生在《临江仙·悲歌》里写道：“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这句也可以用来描述法学家的境遇，为何法学家不曾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呢？
许章润：不说“退守”，也从来就不曾有过此种“退守”，而以反思法学家为何不曾发挥出应当发挥的社会影响、展现出预期中的思想力量来立论，那么，不外乎以下几条原因。
第一，最为浅显而切近的原因是，当今中国，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因此，应对此种情境，经济学所获得的自由空间远远大于社会学家，社会学家所获得的社会关注度远远大于法学家。相比而言，当今中国，法学家们以立法、法律和司法为研究对象，所涉尽皆现实问题，关联于政治。置此情形下，相较于法律和法学的言说可能性，法学家们所能获得的实际言说空间还不成比例。
第二，晚近以来，整个中国逐步从革命的时代回归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常规时代。置此情形下，经济学家以及冒充经济学家的各色“炒股人士”，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专家，如关注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毒品犯罪问题和非法强制拆迁问题的学者，将会获得更多关注，自在情理之中。即便如此，闪烁其间、不可忽视的一干身影，就是法学家和公益律师这样的法律从业者呢，说明法律人并不存在你所说的“退守”问题。可能，情形恰恰相反。
第三，当下“中国问题”议事日程中的第一要务，好像还是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法制是一个自足的自治领域，而法治就是政治，例随政治转型才能登堂入室。
第四，晚近30年，中国的各类法学院从10来所扩展到600多所。抛开规模和层次上的参差不齐、甚至极相悬殊不论，就内容而言，清一色的“法学院培训”套路其实大同小异。其课程设置固守“法律专业”，其实就是一点以部门法为主的条文解读和训育，外加一点程序主义的技巧性知识。凡此训育模式，使得法律从业者的知识储备、理论结构和思想言说的敏感性、感染力不足。置此情形下，无论是教师还是他们的养成品，面对纷纭世态，遭遇错综格局，只能有限恪守“职业”立场，难以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进行深度思考，也缺乏面向全民进行大众阐释的技巧。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有本事的人学文史哲，然后学法律经济，现在不同了，学金融，学IT，什么赚钱学什么，真正到法学院就读的未必一定是最优秀的学生，生源质量自然会影响到未来从业者的竞争力。
《南风窗》：从这几个原因说，法学家影响力的下降似乎是正常趋势，那什么意义上算作“不幸”呢？
许章润：前面对此已然有所叙及，此处还要提示的是，当今中国面临着发展经济－社会、建设法治国家等重要任务。
“发展经济－社会”，含括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两个子项，而交缠一体，相辅相成，构成了社会文化转型的第一要义，而着力于改善基本生存手段，转变基本生活方式。而没有良好的法律体系作为支撑，谈何转型？
从这个层面来讲，倘若法学家“失语”，不仅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