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振为——培养法律精英的教育家（三）
文 / 高积顺
三 被遗弃的日子
盛振为这位当年稀有的留美博士、权威的证据法学家、世界著名的法律教育家，虽然于80年代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却又成了被遗忘甚至被遗弃的老人，过着穷困潦倒如同乞丐一般的彻底的无产者生活。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和他的同事及学生们却又一次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在他们人生的最后时光再一次为中华民族的法学事业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杰出贡献，足以写进世界吉尼斯纪录，而且很难有人打破记录，很有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记录。
那是九十年代初，中国政法大学一位有良知有责任的年青学者薛波先生，他在查找英美法律资料时发现在偌大的中国居然找不到一部像样的英汉英美法词典。于是他动心忍性，发奋作为，联系一大批志同道合者，要立志撰写一部全面权威的英美法词典。在薛波的主持下，一批同仁日夜兼程，艰苦奋战，历经两年有余，初稿终于完成了。但拿给行家一看，过不了关，太稚嫩了。这一点也不意外。英美法教育断裂了30年，在以“美帝国主义”为头号敌人的年代，两个“凡是”的口号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凡是敌人反对的中国就坚决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中国就坚决反对”，中国专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作对，宁要中国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西方资本主义的苗，宁可做吃中国社会主义草的牛羊也不做西方喝奶食肉的人。连英美的物质文明都是讨伐的对象，就更不用说英美的法律了。1978年，在一片恐怖的废墟上恢复了高等法学教育。法学教育才仅仅恢复十几年，而且意识形态阴魂不散，到处都是雷区，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初生牛犊何以完成一部全面权威的英美法词典的编撰？薛波们难了。但天无绝人之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薛波了解到华东一带一些早在40年前就已成名成家的东吴法学老人还活着，他们个个都精通英美法，无疑是最佳最权威的审稿人。于是，薛波一次又一次下江南，登门造访，求仙拜佛，请老人出马，请老人救驾。薛波先后找到数十位东吴法学的活神仙活菩萨，但他们的经历、生活和处境让人惊呆了。
（一）30年的迫害
这些40年前的法学精英、民族脊梁几乎个个都经历了不堪回首的岁月。
有的已是当年东吴法学院的著名教授却在共和国的穷乡僻壤做了30年的中学教师；有的民族英雄将日本战犯送上绞刑架却在共和国里被作为重大罪犯，白天参加战天斗地、围湖筑堤、破坏生态环境、造孽子孙后代的超强劳动，晚上接受批斗；有的在街头副食店面无表情地做售货员，有的被发配到寒冷缺氧的高原地区做图书馆管理员。过去，他们为供职或毕业于东吴法学院而荣，随后他们因东吴法学院因英美法因“旧法统”的关系而罹难，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抄家，他们视作生命的书籍手稿被洗劫一空。他们的子女被当做狗崽子，甚至是“黑五类”、“牛鬼蛇神”的后代，连狗崽子都不如，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薛波邀请一位老人出山时，老人唯恐引火烧身，像得了恐惧症一样，不仅对过去的经历矢口不谈，就是连过去的专业知识都刻意忘得一干二净。熟话说，“一朝挨蛇咬，十年怕井绳”，更何况被毒蛇咬了30年！老人在如日中天之年，有妻子不能同床，有儿女不能见面，到年老之时，妻子魂归西天，子女遥在边陲，孤苦伶仃，只身一人。这样的岁月，这样的经历，有谁愿意想，有谁敢于想，有谁不愿意它从记忆中永远消失，消失得彻彻底底、干干净净！？
一代法学精英、民族脊梁居然在人类文明日益进化的现代社会遭到如此的待遇，虽两千多年前秦朝也不得不甘拜下风。秦朝有全家连坐、什伍连坐、职务连坐、军人连坐等各种各样的连坐却没有对大批文人及其家属进行整体连坐，秦始皇残暴地坑杀文人400多却没有对大批文人及其家属进行非人性地凌虐侮辱。东吴法学精英所遭受的痛苦打破了人类历史最坏的记录，是中国的世界之最，是最恶劣的反人道反文明的犯罪。
（二）被遗弃的生活
这批老东吴法学名宿受了30年的迫害、凌虐、侮辱，解放的事业非但没有解放他们反倒把他们解放到了人间地狱。到了80年代，他们蒙受的千古奇冤终于获得平反。然而，不仅过去的痛苦、损失成了永远无法消除无法弥补的永恒的客观存在，而且这些已是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依然没有享受到上天普遍施与的雨露阳光，他们生活之凄苦之悲惨令人难以想象，令人欲哭而无泪。请看下列情景：
一位孤独的老人住在一间阴森的小屋，木质楼板破烂不堪，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终年不见阳光，要想见见太阳就得到千里之外的女儿家去。另一位老人是当年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国民政府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直到临终前还按期收到《哈佛法学评论》的样刊，可是他唯一的一件电器是用12元人民币买来的巴掌大小的台扇，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戴着一副老眼镜，镜框用旧信封缠裹着。还有一位老人更惨，他与孙子住在一起，屏风后的一张破床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着孙子、孙媳，存放着他的全部“贵重”物品的是一个破旧的奶粉罐，他上衣的五个扣子的大小颜色各不相同。他有病吃不起药，更去不起医院，那些专门给特权们开设的医院、准备的良药和专门服侍他们的御医就更不用说了。临终前，他孤独地躺在阳台的一角，另一角则是护工的休息处。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接近尾声时，老人告别了这个世界，告别了这个国家，告别了这个民族，也告别了赡养他的儿孙。他去世后，只有他的东吴大学法学学位证书，还有他亲自审订的49页《英美法词典》稿件，陪伴着他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是些什么人过着如此惨不忍睹的生活？当然不是拥有多处行宫、别墅、豪宅的高官显贵、豪商巨贾、歌星影星笑星球星，也不是抡锤砸铁的工人老兄和挥镰割麦的农民老弟，他们是法学的权威，民族的脊梁，审判日本战犯的英雄。一批法学的权威、民族的脊梁、审判战犯的英雄，居然过着如此凄苦、悲惨的生活，创了人类历史最坏的记录，是中国的世界之最，是国家、民族、社会对其精英人物所犯的罪。一个国家、民族、社会居然视其法学精英为罪犯长达30年之久，平反后居然又不闻不问，不仅不把他们当作精英对待，反倒使其沦为乞丐，对一批八九十岁的法学名宿见死不救，任其在孤独、寂寞、痛苦中煎熬，这就超出了人性的最低限度，是第二次犯罪。如果第一次犯的是迫害精英的“欲加之罪”，第二次犯的就是遗弃精英罪。对精英人物先迫害再遗弃，是性质恶劣的惯犯。这是中国的又一个世界之最，是最坏的世界之最。
（三）耄耋之年相聚
然而这些老东吴学人还是痴情不改，他们越是到了人生的尽头就越是眷恋这个社会，眷恋这个民族，眷恋这个国家，越想为这个社会、民族、国家做出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他们不讲任何条件，不计任何报酬，满口答应了薛波的邀请。这批老东吴学人如同当年中国出席东京军事审判的法官和联合国的法官一样，不是盛振为的同事就是盛振为的学生。然而岁月不饶人，此时的他们已非当年的他们。当年的他们四五十岁，如日中天，年富力强，飒爽英姿，扬眉吐气，活跃在中国的各个领域，甚至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此时的他们经过长期残忍的迫害个个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他们的平均年龄是84岁，而他们的老院长老学长盛振为已90多岁。相隔40个春秋，一个偶然的机会，一种神奇的向心力、责任心、使命感，一位90多岁的老院长老学长与一批80多岁的老同事老学生在人生最后的道路上又一次走到一起，共同参与一部人类历史上最大部头的英汉英美法词典的撰稿审稿。这是巧合，是必然，是人类教育史上从来未有过的佳话，是东吴法学名宿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为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创造的最高记录，值得中华民族世代牢记。
（四）崇高的敬业精神
这批老东吴前辈、法学名宿，其治学条件之差——无论是个人的体力、精力、视力还是身外的物质包括金钱、电脑、图书资料之类，都已到了最坏的程度，可以说是身无长物，分文皆无，既没有图书更没有现代化的电脑，就连自己的手都已经不太听自己的使唤了，但他们的大脑还清楚，融化到他们大脑里的英美法学识还在，他们还有极其旺盛的精神生命力。这足以让一切贪得无厌之辈有所收敛，而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又足以让一切粗制滥造、抄袭剽窃之徒难以共处于同一片蓝天之下。这些在近代中国成长起来的法学精英无论人品还是学品，都与在共和国阳光雨露下出土的极端的民族主义、虚伪的爱国主义、腐朽堕落的所谓学者不可同日而语，他们让一切良知未灭者肃然起敬。请看这批老学者是在怎样恶劣的条件下怎样撰写审订这部历史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的：
有两位老人在一起校订一个词条时，意见不一，各执一词，当理不让，连老同学的面子都不要了，像两个孩子吵架一样争辩的不可开交，颇有苏格拉底的精神。这样科学的态度、认真的精神在一个千人一面、万口一声、狂暴野蛮、迷信造极的时代必须让他们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绝不可乱说乱动，否则，如果给他们以自由表达的权利，而不动野蛮的武力，不靠专制权力，不靠人多势众，而是仅凭学识说话，那么，即便有几亿个愚昧无知的人包括大权在握的人、持刀挎枪的人，也绝不是与他们辩论的对手。他们所说的话所讲的道理对于那些大权在握和愚昧无知的人来说无异于对牛弹琴。有一位年近90的老人仅为了审订一个美国法的词条就写下长达2000多字、6页稿纸的注释。结果，这位老人得了脑痉挛，被送进医院。有一位老人双手高度颤抖，已无法将字写清，只有他80多岁的老伴才能辨认，而他身边既无学生更无秘书，不得不将修订后的稿件交给老伴一一誊抄。有一位老人视力极度衰弱，必须借助自然光看稿子，而他住的小屋却暗无天日，没有阳台，每次看稿，都必须前往8里之外的女儿家。有一位老人在手术前的48小时，还挂着尿袋审稿。在稍微正常的情况下，那些老东吴前辈、法学名宿，应该每个人的家都是个图书馆，有许许多多的藏书，有许许多多与他们的学识相配的名家名著，然而几乎每个老人的家里都看不到书。40年前的家被抄了，而后的30年无家可居，无书可藏，可藏之书无处藏，也不敢藏，进入80年代虽然可以藏书，却又无钱买书。因此，老人们在审稿时常常为了一个词条要到外面的书店或图书馆去查阅。盛振为等几个老人还没有等到词典出版就离开了人世。他们至死都在践行着“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校训。诚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他们为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泪，吐尽了最后一条丝。
老人们的事迹催人泪下，他们以八九十的高龄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令人震撼，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呕心沥血、死而后已来表述恐怕不为过。这是奇迹，创了世界纪录，千古不朽。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精英。这样的高龄，这样的恶劣条件，从事这样一部大书的修订，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中国的世界之最，是最坏的世界之最，是社会、民族、国家的犯罪，至少有不容推卸的责任。老人们的精神事迹，可歌可泣，令人景仰，但他们以那样的高龄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从事那样一件对社会、民族、国家有那样重大深远意义的事情，而社会、民族、国家却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不闻不问，这无疑是这个社会、民族、国家的莫大悲哀。这样的社会、民族、国家不管有多少精英，不管有什么样的精英都永远不能居于文明世界之列。社会、民族有关心爱护自己精英的责任，国家更有义务为精英们从事人类的文明事业提供最好的服务。然而，社会、民族没有尽其应尽的责任，国家不但没有提供最好的服务，也没有提供最次的服务，只是停止迫害而已，只是迫害之后又遗弃而已。
（五）无条件的奉献
这批老人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但当他们如日中天的时候却被打进人间地狱，忍受30年的迫害，过了30年的非人生活；耄耋之年，他们虽然免受迫害，却又遭受遗弃，生活极其凄苦、悲惨。然而当薛波邀请老人们出马参加英美法词典的修订审稿时，他们把这一切都抛在了脑后。他们的性格极为豁达，心胸比大海还宽广，儒家的忠恕之道、英美的宽容之学已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之中。君子不计小人过，大人不跟孩子一般见识，他们不计较国家怎样迫害、遗弃他们，就如同痴心的父母遇到了恶逆之子一样，总是割舍不掉对国家的那份爱心，总是希望国家有回心转意、痛改前非之时，总是希望国家能一天天好起来，哪怕还有一口气都想对这个国家做些有意义的事。他们无法拒绝生命的召唤，已经预感到自己的才学将随身而去，能够为这个社会、民族、国家做贡献的机会太少太少了，他们最大最后的希望就是在离开人世之前把自己的所学留给人间。
他们对任何耀眼的称号任何诱人的报酬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就无条件的答应了。这在一个名利风行的堕落时代实在是阳春白雪，鹤立独行，超凡脱俗，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举国罕见，令人不可思议。老人们并不糊涂，他们明明知道，这既不是国家用全国纳税人的血汗钱为国家培养功臣的国家工程，也不是地方各级政府为地方服务的地方政府工程，既不是国家级课题，也不是地方级课题，在所有名利都掌握在国家的条件下，修订这样一部纯由个人发起编撰的词典，既无名又无利。而且老人们更清楚，都已经到了垂暮之年，快要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即便有名，名又有何用？即便有利，利又能用多久？人生的痛苦和屈辱都吃尽了，还要名利干什么？他们压根就没有考虑名利，他们根本就不是名利小人。也许有名有利，他们就不干了，只有小人才对政府手中的名利趋之若鹜，只有鸡鸭才争食主人撒在地上的一把米，只有奴才才愿做政府的功臣，只有没有人格的人才为政府给戴上的种种桂冠而神魂颠倒。他们非但不是名利小人，恰恰是翩翩君子。请看这批老人是怎样说怎样做的：
有一位老人在谈到他为什么要参加这部词典的修订审稿时说：“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这里没有半句官话、套话、假话、空话，也没有冠冕堂皇的什么主义、思想、理论，却实实在在，掷地有声，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充盈其间。他“不为什么”，就是“应该干”。他为什么“应该干”？因为他是比较法教授，懂得英美法，中国更需要一部为当代人和后代人学习了解英美法的全面权威的工具书，所以，他义不容辞，“当然要去做”。
一次，薛波去上海商讨审稿事宜，中午时分，他为了表示对这批老人的由衷敬佩感激之情，逞着强要找一家好一点的饭馆吃饭，可老人们死活不答应，连声说，“很好了”，“很好了”。好说歹说，最后去了一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饭，10块钱，老人们吃得很香。这批老人真是太好了。他们可是当年的法学精英呀，如今是历经沧桑、风烛残年的老人呀，他们所从事的可是利在当代、功垂后世的善业呀，一个快餐馆，一份盒饭，就让他们心满意足了。在老人们看来，做善事靠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是不能讲报酬的，是不能靠自我宣传的。再看看那些高高在上的“公仆”们，假话连篇，假发铮亮，满面红光，西装革履，大腹便便，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每年公款吃喝就数以千亿印有毛泽东头像的“人民币”，公车用款数以千亿，公款观光数以千亿，公款嫖赌数以千亿，公款贪污连鬼神都说不清，公款挥霍浪费更是理直气壮，瞎指挥、妄决策造成的经济损失则难以数计。他们花公款就像花冤大头的钱一样，不花白不花，一点也不受良知的谴责。他们处在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里面，心里想一套，嘴上说一套，手上干一套，天天念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经，可实际上却是全心全意地谋取一己之私、一帮派之私，良知几乎全部泯灭。他们所经常出入的星级宾馆、所吃的山珍海味、所喝的美酒，老人们也许无法想象，他们哪怕少喝一盅美酒都足以让一群老人吃一顿美餐。一方是法学名宿在默默无闻、扎扎实实地行善，一方是贪腐无能之徒在肆无忌惮地作恶却谎称是最先进的代表。两相对比，简直有蓝天与粪土之别。这是中国的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另一个世界之最，让全世界震惊，让全世界称奇。
也许老人们太穷了，他们是为了稿费而不惜老命。错矣，大错而特错。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稿费之可怜也许创世界之最，让人不敢相信。做那样的事只有付出，没有所得。由于长期以英美为敌，长期蔑视批判英美法律，英美法律曾一度被彻底扫地出门。在跟着前苏联误入歧途到山穷水尽不得不对欧美发达世界开放以后，人们依然心有余悸，英美法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如果上世纪前50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分化瓦解，利用极少数整肃绝大多数，对绝大多数有良知有血性有才学的知识分子实行肉体上的消灭、折磨，精神人格上的侮辱，敲断了他们的脊梁，切断了他们的筋脉，损坏了他们的神经，使他们成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残废，那么，自从把他们由资产阶级皮上的毛改为无产阶级皮上的毛以后，对他们所采取的政策就是名诱利腐的手法，充分利用他们追名逐利的本能。政府高悬课题、经费、评奖等权柄，让大多数学者不惜代价而争课题，要课题，跑课题，使他们人格扭曲，化解他们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使他们疲于奔命，活活累死，不断制造学术垃圾，使一些想做学问的人也坐不住冷板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以课题为荣，以获奖为荣，以头上的众多头衔为荣，以著书出书为荣，而编撰一部最基础性的英美法词典则既费时又费力还贬值，无利可图。
这本词典的稿费只有千字20元。全书460万字，数百名新老法学学者8年的心血，只抵得上22万元的稿费，每名学者平均只有600元左右。这样的稿费是个什么概念呢？
不妨与美国比一比。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的政府比任何一个专制国家的政府都无能，他们没有课题、评奖这类权柄。但美国是个自由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与此相应，社会上的各种基金会栉比林立。由梅隆基金会赞助，由密歇根大学组织编撰的《中古英语词典》，耗资2200万美元。美国这个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元比中国头号社会主义国家印有毛泽东头像的“人民币”值钱，它大致合中国印有毛泽东头像的“人民币”1.5个亿，是中国这部有史以来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稿费的7百倍左右。同样的劳动成果，中国学者的劳酬是美国学者的数百分之一。
不要与美国相比，就是与中国的打工仔相比，就是与中国山西的“黑砖窑”中的童工相比，恐怕也不会是8年才有600元的打工钱吧。这600元只相当于中国国家养活的奥运健儿一双臭脚上的一只昂贵的鞋，而奥运健儿为国家争光的金牌则投入更多，需要数亿人民币才可能打造出一个金牌得主。一只奥运健儿的鞋、一个国家的面子居然比东吴法学名宿的大脑还值钱。为了一块金牌不惜几亿元的赌注，连跑步玩球都被宣传成了民族英雄，造枪造炮造弹造星造船的人则成了国家功臣，法学名宿则被遗弃，他们在人生最后几年还在审订具有重大意义的大型法学工具书，可国家却一毛不拔，几年的稿费才600元。这是一个四肢发达没有大脑的国家。照这样下去，难免步入苏联的后尘，收个“卫星上天，红旗倒地”的果实。这样的国家即便全包了奥运金牌也不外是个蛮族国家。难怪鲁迅认为中国人的耻辱不在于“东亚病夫”，而在于中国人的精神。没有一个健康的精神，哪怕再强壮的体魄也不过是做野人的材料。所以他弃医从文，放下手术刀，操起笔杆子，专门解剖中国人的劣根性。
与上述情况相比，老人的稿费则九牛不如一毛。这又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中国又一个最可耻的世界记录。这样长时间的劳作，这样微薄的稿酬，只要能活下去，恐怕世界上最傻的傻瓜也不会干这种傻活。可是当年的法学精英、当代的法学名宿却干了，他们一点也不傻，他们所干的事业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是任何金钱都无法衡量的，是与国家功臣们所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本不是性质，与奥运健儿们所得的金属牌子也不是一类东西，而他们的人格就更无法用金钱来计算，他们的人格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创造了另一种令人无限敬仰的世界记录。有一位老人辛苦几年得到600元稿费。稿费虽然少，但它对于一位物质上的无产者来说则是个很大的数字。然而，老人虽然是物质上的无产者，却是精神上的亿万富翁。他压根就没有在乎稿费是多还是少，是有还是无，他根本就不是为了个人之利，所以他没有见钱眼开，他把这笔钱捐献给了词典编辑部，以便编辑部做好后续事宜。然而，还没有等到词典正式出版，他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就是盛振为的学生、美国哈弗大学的法学博士、国民政府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最后窝死在一个废弃锅炉里的卢峻。这位“反革命”的卢峻足以让那些打着革命的旗号而嗜权如命的革命家们沏进尿泡里淹死，如果他们稍有一点良知和羞耻之心的话；那些跟着革命家去打砸抢杀而最终又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革命者们只要稍有醒悟也定会追悔莫及，自惭形愧。
名与利永远对人有巨大的诱惑力。但在生活中，二者往往不可兼得，有利则无名，有名则要做出牺牲。名利总不能都落在一个人身上。上帝总是公平的。这样说来，也许这些老人不是为了利而是为了名才在垂暮之年做这种事情。又错了，大错而特错。同样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部词典不是国家课题，不拿政府经费，不参加官方评奖，即便参加官方评奖，官方也不会把奖评给这样一部非专著类的英美法工具书。也许会认为，这帮老人老谋深算，先知先觉，能预测未来，他们知道官方赐予的美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统统变成恶名，而他们撰写修订的书则史无前例，定能传之后世，他们是为了留名于未来才不顾老命干了这件事情。这个估计还算是有水平，即便是小人也是有水平的小人，但同样错了。为了美名而著书者背叛了著书的目的，是著不出好书的，结果欲得美名反得恶名。世界上一切诺贝尔经奖得主没有一个是为了得诺贝尔奖而著书的，为诺贝尔奖而著书一辈子也得不到诺贝尔奖。为了取媚于专制政府而著书是助纣为虐，得奖越多作孽就越多，光环越耀眼人格就越卑贱。“名可名非常名”。凡是可以言说的名，都是具体的特定条件下的名，都是一时的，只有超越时空，出于生命的原动力，出于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而著的书，才可能具有普世的价值和永久的意义，才可能获得普遍永恒的美名。东吴法学名宿们不要任何名，不需要任何奖赏，任何级别的政府都没有资格奖赏他们，奖赏他们是对他们清白的亵渎。他们的态度立场极为明确坚定，他们“不为什么”，就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是因为中国需要一部全面权威的英美法词典，所以才不惜老命接了这个活。因而，当要他们署名时，他们见恶如探汤，立马说“千万不要署名”，他们“年轻时就这样”。他们年轻时吃的羊奶，所以变成了善良的羊，一直到耄耋之年也没有改。如果年轻时吃的是狼奶，那就一定变成贪名如嗜肉的狼。这用革命者的话说叫做“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用民间流行的话说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道必有所报”。最终没有一个老人在这部历史性大书上署名，有些老人干玩了活，还没等书出版就离开了人世。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无名之名是为有名。他们的名自在天地之间，是任何大书都写不下的，这叫做“名不可名，故常名”。相反，那些到处署名，不是他的书他也要署名，头衔一大串，桂冠一大堆，都属于“名可名非常名”一类，都不外过目烟云、昙花一现而已，时过境迁，都将化神奇为腐朽，成为污染人文环境的垃圾。
（六）历史性的成果
这部书是什么样的书呢？该书全称是《元照英美法词典》，由薛波主编，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460万字，近5万个词条，参加撰写的学者有数百人，费时8年，最终由东吴法学名宿审稿修订，它是人类有史以来部头最大最全面最权威的英汉英美法词典，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东吴法学前辈们，宝刀不老，他们不仅当年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至今也不逊色于日本学者。然而日本国民素质之高，政治家修养之成熟，特别是社会制度、国家体制之优良，都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学者治学条件之好更使中国学者难望其项背。故日本已经响当当地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是地道的一流国家，而中国还在三流世界里混，还在摸着石头过河，还在进行着艰难的转型，还不知猴年马月转入正轨，还不知在转型的过程中是否翻车。所以，法学精英固然重要，但养育法学精英、为法学精英创造用武之地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则更为重要。
中国政府几乎垄断或掌控着全部社会资源，包括学术资源。然而编撰这样一部历史性大书，政府却没有花一分钱，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任何资助。有责任敢担当的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教授得知此事曾多次亲笔写信给有关部门，请求支持。这本是给有关部门走下台阶，免于尴尬，化被动为主动，甚至是彰显政绩、树立形象、赢得知识界欢心的极佳机会，可是他们没有那个头脑，不会利用那个机会，每每使德高望重的江平教授大失所望，他收到的答复往往是：“我们经费有限，如果给了钱，很多关系不好协调”。掌握经费大权的人在那里分赃，在用经费平衡关系。这样的学术管理体制只能为歪门邪道提供方便，只能制造学术腐败，只能败坏学风，使学界的关系日趋复杂。一位有良知的国家司法部官员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有职有权有钱、要啥有啥的人干不过无职无权无钱、要啥没啥的人，体制内的人干不过体制外的人，这已经不是人的问题了，而是学术体制问题。说明这个体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个权大而无能的体制，是个权大而腐败的体制。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一切经验表明，学术一旦为政府所垄断就是死路一条。学术贵在自由，政府垄断学术就是扼杀自由，扼杀学术。那个国家垄断学术那个国家就永远没有希望。这些体制外的老人和新人不仅写出一部历史性大书，更大的意义是给这个体制以一记响亮的耳光，向这个体制提出了它难以招架的挑战。一个学术体制居然干不过体制外的垂暮老人，说明这个体制已毫无生命力。一个学术体制见到一群垂暮的法学英雄在从事一项急迫而意义重大的学术基础性工程，并且人都累死了，却听而不闻，视而无睹，见死不救，即便有人请求支援，却还在那里分赃，平衡关系，这与一位警察听到有人喊“救命”，看到有人杀人，却还在吸毒赌博，没有什么区别，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了，即便有，也只有负面的价值。
盛振为和他的同事及学生在中国历史上做了三件功德无量的大事，一是东京审判，二是国际法官，第三就是在他们的人生晚年，编撰审订了一部对中国的当下与未来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英汉英美法词典，给中国的当代和后代留下一件重要的礼物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而为他们伟大而苦难的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么，这部工具书对中国的当代和后代有什么样的意义？
自1949年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大陆以英美为敌，以英美法律为敌，以培养英美法律英才的东吴法学院为敌，以讲授英美法律和接受英美法律教育的法学精英为敌。这是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是根本性问题，是方向性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事实证明，这个旗举错了，路走歪了，方向弄反了。中华民族已经为此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惨重代价，而且几代人都将深受其害。只要有一点正视世界的勇气，有一点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就不得不承认：当今的世界是英美主导的世界，凡是与英美对抗的几乎无不败下阵来，凡是与英美保持正常关系的几乎无不发达繁荣。这是由法律文明、制度文明所决定的。中国必须融入国际一体化的进程中去，不能不与英美打交道，不能不与英美主导的世界打交道，不能不了解研究熟悉英美法律，甚至即便是处理中国内部问题，诸如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等，也绝不是可以作为纯粹的内政关起门来解决的，也不得不面对英美法。英美法有其悠久的历史，有其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当今世界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适用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联邦国家，也适用于中国的香港地区，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是依照英美法，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同样依照英美法。在一定意义上，所谓法律全球化就是法律英美化，所谓经济全球化就是经济英美化。可以说，离开了英美法在国际社会就寸步难行，就要吃官司，就要闹笑话，就要给国家和民族丢人现眼。
在这方面中国已经有了亲身体会。比如，中国本来就是关贸协定的创始国、成员国，而1949年后则迅速建立起一套高度集权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不但彻底消灭了自家已有的自由市场经济，还专与自由市场经济的世界作对。到底谁输谁赢，谁是谁非，实践已经做出了检验。先辈栽树后人乘凉，先辈欠债后辈还账。用30年打造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得不改革，关闭了30年的大门不得不开放，退出了世贸组织又不得不加入。而加入世贸组织就无法绕开英美世界，尤其无法绕开当年被中国视为头号敌人的美国，可要与美国这个最大的对手谈判，中国又找不到熟悉英美法律的人才，因而入关过程异常的漫长、艰难，中国已经尝到了其中的苦辣酸甜。不管怎么说，桀骜不驯的中国总算入了关，以后的中国很难再回到30年前，很难离群索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它无法不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可以断定，中国与英美世界打交道才刚刚开始，以后的日子会更长，必然越来越广泛越频繁地与英美世界打交道。这就要求必须了解研究熟悉英美法，不得与英美法为敌，也不得无视轻视英美法，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中国越来越需要精通英美法的人才，这是大势所趋，且刻不容缓。
再如，90年代，中国单一制的国家模式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第一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这首先需要对香港原有的英国成文法进行审查。谁能胜任这一历史重任？无人胜任。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情愿还不情愿，不管是有光还是无光，都只能把那些东吴遗老请出来救驾。这些东吴遗老——当年的英美法律名家，后来的“反革命”、“旧法人员”、“右派”，平反后被遗弃的老人，他们胸怀大义，不计前嫌，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以平均80多岁的高龄，再次出征，圆满地完成了历史使命。然而那些出头露面、尽显风光的全是政要人物，吹捧歌颂的也是政要人物，而那些白发苍苍、历尽磨难、饱受冤屈、默默奉献、功德无量的东吴遗老，只能做无名英雄，无人知晓，甚至连无名英雄也不被认可。然而他们是君子，君子坦荡荡，无悔无怨。他们不会与小人一般见识，更不会像小人那样掠他人之美往自己脸上贴金。“一国两制”已经确立，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挑战香港的制度。然而既然两种制度属于一个国家，就不能互不往来，要往来就不能不尊重不遵守不熟悉香港的英美法。英美法已经不是纯粹的外国法，同时也是国内法的一部分。
在上述背景下，编撰一部全面权威的英汉英美法词典，真可谓造福于当代，积德于后人。它不是任何地方级或国家级的课题，也不需要任何级别的头衔，任何级别的头衔都不会影响它的存在，都不足以使它增辉或贬值，它是历史性的重大成果，它将在历史中发挥作用。“春江未暖鸭先知”。这批东吴老人未雨绸缪，已经预感到生命的底限，预感到中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把自己的全部智慧都留给了这个世界，什么也没有带走。相信他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中国的方向不会逆转。 2007-11-12
参考文献
1．盛振为著：《十九年来之东吴法律教育》，初载《法学杂志》，1934年7卷2期；收入孙晓楼等著：《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美]康雅信著、王健译、贺卫方校：《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大学法学院》，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美]康雅信著、张岚译、贺卫方校：《中国比较法学院》，载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增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王健著：《东吴法学院》，系《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之一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吴丹红：《面对中国的证据法学》，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2期。
6．吴丹红：《中国诉讼法学第一人》，载《法学家茶座》1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7．苏州大学档案馆（校史人物简介）
8．万静波、吴晨光、谢春雷：《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一批“中国脊梁”的凄惨晚景》，载《南方周末》，
附作者简介：
高积顺简况
性别：男；出身：农；民族：汉；籍贯：冀；党派：无；职称：教授；授课：中国法律史；虚名：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文字：课题三四个，编书四五本，著文五六十。
经历：
1.1955年：时值“工商改造”之际，在中国历经100年好不容易才发展起来的民族经济即将被彻底摧毁的情况下，不幸出生于燕山深处、长城脚下一户目不识丁的善良农民之家；
2.儿时：河里捞鱼，树上掏鸟，地边放猪，山上放驴，拾柴，割草，吃不饱肚子，穿不上衣服，赤条条野孩子一个；
3.1964－1973：自“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晚期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在专制主义空前浩劫中上小学、中学，吃的是“狼奶”，学的是《语录》，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先天缺钙，后天缺氧；
4.1973－1979：自“文革”之末至“改革开放”之始，归山回乡，作“人民公社”的奴隶，在生产队、农业大兵团从事集中营式的体力劳动，全部劳动果实除了勉强维持生命外一律上交国家；
5.1979－1983：“改革开放”初期，由山村到城市，脱离农民户籍，变“人民公社”奴隶为南开大学一位不听话的叛逆学生，学习被颠倒的历史；此间，曾因“精神污染”而被中共中央宣传部通报全国（全大陆）各省直辖市和高等院校，做为反面教材的典型；
6.1983－1986：因受“精神污染”，被发配到中国石化总公司第十化工建设公司，从城市到荒山，从大学到工厂，由集体农奴变为国家工奴，与工人老兄厮混，开始拿俸禄，吃皇粮；
7.1986－2002：从荒山到“土庄”（天下第一庄——石家庄），从工厂到学校，执教于河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由工奴变为教书匠，变为附着于工人阶级肉皮上的毛，与公检法学员打交道，曾被学员自发地评为“最佳老师”，也曾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师”。这期间：
（1）1986－1987：西南政法学院进修，感受并参与“自由化”；
（2）1989－1992：因参加“六四学运”，停课反省，至邓公“南巡”；
（3）2000－2001：奉命进京，出入于中央政法委机关和玉泉山疗养圣地，做打工仔，为一位已故的党国家领导人立传；
7、2002年至今：背叛燕赵投奔东吴，从“土庄”到“天堂”，供职于苏州大学法学院。这期间，本科生曾连续两年打分最高，连续两年获法学院一等优秀教学奖，连续两届被民主选举为法学院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通信地址：215000 苏州市十梓街1号 苏州大学法学院
电话：0512－67485655（宅）
电子邮箱：gaojishun@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