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法医检验

 

 

    中国传统的司法检检起源较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司法检检制度相对比较完善，的检验方和技术已有较高的水平。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长期积累，到宋代出现了一本在司法检检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洗冤录》，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医学检验体系的成熟和建立。自此以后，历代奉《洗冤录》为司法检检之圭臬。清代的司法检检在元明两代的基础上又有长足的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司法检检制的进一步完善；二是司法检检技术和方法的进一步改进，更趋科学。

    唐律中关于司法检检的条文仅有“检验尸伤故不以实”一条，宋元两代相关的司法检检制度进一步完善了，明清又针对相关的司法检检制度采取历年不断纂修条例的方法予以补充和完善，至乾隆时期，著名律学家吴坛撰《大清律例通考》时关于司法检检制度的条例已有十九条之多，每条例文都对检验制度做了更加明确细致的规定和补充，因此清代的司法检检制度比以前各代都要完善和细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清代的司法检检工作、以及对仵作等的设置培养和监督管理主要由各级地方行政长官即所谓“正印官”负责，特殊情况下如正印官外出，可由副贰官员或其他官员负责，但司法检验的具体工作一般由各级官府里专门的检验差役仵作等来承担。

    地方“正印官”即州县长官为所辖地方司法检检的主要负责者，因此，他们必须熟悉司法检检的技术和方法。“夫检验尸伤立(之)法，备载《洗冤录》中。凡为牧令悉当留心，讲究熟习，平时一遇地方报到命案，一面差拘凶首，勿使疏脱，一面传集仵作刑书，单骑简从，亲经相验，切勿差催搭棚等项，亦不可任仵作刑书远离左右。” [1]

    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由其它佐贰官员、属吏来负责司法检检，例如清例规定：“凡黔、蜀等省遇有命案，其府、州、县原无佐贰，及虽有佐贰而不同城者，印官公出，准令经历、知事、吏目、典史等官，酌带谙练仵作，速往如法相验，写立伤单报明，印官回日查验填图通报。如印官不能即回，仍请邻邑印官查验填报。其讯无别故之自尽、病弊等案，验明即准取结殓埋，仍由印官通详立案。如代验后查有增减伤痕情弊，即将原验官照检验不实例分别议处。其各省所属府、州、县内，有与黔、蜀等省相似者，一体酌量办理。其余仍照定例遵行。”[2]

    乾隆十八年，广东巡抚苏昌条奏：“凡各省州、县同城并无佐贰，邻封窵远地方遇有呈报人命，印官公出，如原系吏目、典史分辖地方，即日可以往返者，仍饬吏目、典史验立伤单，申报印官覆验。其距城遥远、往返必须数日者，该吏目、典史据报，一面移会该官巡检就近往验，填注伤单，一面申请印官覆验通报，如印官不能即回，即申请邻邑代验通详。倘该巡检相验不实，或有受贿情弊，即行分别参究。”[3]

    司法检验的具体工作既脏又累，而且须具备专门的知识，因此，清代实际的司法检检工作一般由各级官府里定额设置的检验差役仵作来承担。关于仵作的编制定额，清雍正六年定例规定：“大县额设仵作三名，中县额设二名，小县额设一名。”在北京五城司坊，“每城额设仵作一名之外，各添设额外学习仵作一名，令该巡城御史召募考试充当。”

    此外，清例还规定各县须在额设仵作之外“再募一、二人，令其跟随学习，预备顶补。”[4]如果“州、县仵作缺额不行募补，州、县官及各上司均交部分别议处。倘不将仵作补足，因而私侵工食银两者，州、县官革职提问，该管各上司一并交部议处。”[5]清例还规定：“遇有额设仵作病故、革退，即以额外仵作顶补，再行考募学习之人。”

    [6]对于仵作的培养，清代法律也有规定，如雍正六年定例：每名仵作“发《洗冤录》一部，选委明白刑书一人，与仵作逐细讲解”，而且有相应的考核管理措施，如乾隆二十八年，西安按察使秦勇均条奏定例：“州、县平日督令仵作悉心讲读《洗冤录》，务期通晓。将额设仵作几名及额外学习仵作几，造具花名清册，于每年开印后，中送该管府、州汇册，通送院司存案。该府、州将附近所属仵作，按照册开名数、姓名，每年提考一次。其所属地方有远在二三百里、四五百里者，令该管府、州每年于因公出境时就近考试，不必概行提考。其考试之法，即令每人讲解《洗冤录》一节，如果讲解明白，当堂从优给赏。倘讲解悖谬，即分明责革，饬令勒限学习及另募充补。仍将提考己竣及奖赏责革各缘由，于册内登明，汇报院司查核，并将召募非人、懈于稽察之州、县，分别查参。其在京五城司坊额设仵作，即责成该巡城御史每年照此例办理。”[7]“若有暧昧难明之事，果能检验得法，洗雪沉冤，该管上司赏给银十两。其有检验故行出入，审有受贿情弊者，照例治罪，不许充役。”[8]

    至于仵作的待遇，清例规定：额外学习仵作的“工食，照额设仵作减半赏给，每名月给工食银五钱，由户部支领，以资养赡。”此外，额设仵作“每人拨给皂隶工食一名，学习者两人共拨给皂隶工食一名。”[9]

(1)尸体的检验：

    清代法律规定命案必须进行司法检检。命案一般属于非自然死亡，也即暴力致死，按原因一般又分自杀案件(如金刃自戕、投井、投缳)和他杀(如斗杀、故杀、谋杀等)。不论何种死亡，凡属命案，一般都应进行尸体的检验，如雍正三年律例馆奏准：“凡外省驻防旗人遇有命案，该管旗员即会同理事同知、通判，带级领催、尸亲人等公同检验。一面详报上司，一面会同审拟。如无理事同知、通判之处，即会同有司官公同检验，详报审拟。”[10]

    对于尸伤的检验主要是确定致死的“根因”即原因，为侦破案件和最后依法审判定案提供事实依据。对于死因明确无误者，经讯验属实后一般不予检验。乾隆三十八年，监察御史邹梦皋条奏定例：“凡五城遇有命案，除道途倒毙、客店病亡，经该城验讯属实，即自行完结外，其余金刃自戕、投井、投缳等案，俱令该城指挥照例验报，由该城御史审讯，转报刑部核覆审结。倘有漏报，将该城官员指名参处。”[11]

(2)活体的检验：

    斗殴案件中，为了确定斗殴双方刑事责任的大小及保辜期限的长短，历代法律都规定了对活体的检验，清刑律中的《斗殴·保辜限期》是秦汉隋唐时期的法律中沿袭而来，就明确规定：“凡京城内外及各省州县，遇有斗殴伤重不能动履之人，或具控到官，或经拿获，及巡役地保人等指报，该管官即行带领仵作，亲往验看，讯取确供，定限保辜，不许扛抬赴验。如有违例抬验者，将违例抬验之亲属，与不行阻止之地保，各照违令律，答五十。因抬验而致伤生者，各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倘内外该管衙门，遇有伤重不能动履之人，仍令扛抬听侯验看者，各该上司察实指参，交部议处。”[12]

清代，一般将殴斗案件视为琐屑细事，关系不大，因此对活伤的检验一般可以委托佐贰及属吏代为验看。“凡斗殴伤重之人，除附近城郭，以及事简州县，照例正印亲诣验看外，其亲城窵远之区，及繁冗州县，委系不能逐起验看者，许委佐贰、巡捕等官代往据实验报，仍听州县官定限保辜。倘佐贰、巡捕等官，验报不实，照例议处。如州县官怠弛推诿，概委佐贰、巡捕等官代验，致滋扰累捏饰等弊，仍照例议处。”[13]

(3)免检的法律规定：

    明朝洪武时期的旧例规定，对尸体免检要由苦主(死者亲属)提出，官府根据法律批准以后方可免检。清代沿用这种规定，大致分以下情形：

    第一，确属自杀或意外死亡者，如“诸人自缢、溺水身死，别无他故，亲属情愿安葬，官司详审明白，准告免检。”[14]

    第二，虽为他杀(非自然死亡)，但死因明白者如“事主被强盗杀死，苦主自告免检者，官与相视伤损，将尸给亲埋葬。” [15]

    第三，“其狱囚患病责保看治而死者，情无可疑，亦许亲属告免覆检。”[16]

    第四，若为暴力死，即“亲属虽告，不听免检。”[17]

清代名幕王又槐在《办案要略》中说：“自尽等案准告免检，例内原云：官司详审明白。所谓详审明白者，似宜亲诣尸所，相视情形，并讯取众供确凿，毫无疑义。如尸亲恳求免检，亦不妨当场准结，以顺下情，仍一面通详立案。若甫经报官，忽递拦词，又或于中途拦险，则不可准行也。”[18]

(1)报检及发检：

    清代报案，一般由事主或事发地的保甲来报案，正如清代名幕汪辉祖所说：“呈报命案，非尸亲，即地保。”[19]清代对于报案的言词一般应记录在案，被称为报词。

    经验丰富的司法审判人员对报词非常重视。“报词者，乃通案之纲领”，对报词力求“要与口供针孔相对，贵于简明切实，最怕牵扯缠扰。尸亲遇有人命，多有捏砌牵连，轻重不实。若勒令改换，刁徒藉为口实。若据词叙详，情节不符，案难归结。夫命案重情，重以险勘情形伤痕与犯证各供为凭，仅据尸亲一面之词，何足取信？查地方保甲，例有稽查命盗之责，闾阎巨细争斗事件，无不投知地保。地保既经查验，则两造之曲折周知，虚实轻重自有公论。当其发觉之初，一同来报，虽未必直言无隐，亦不至旁生枝节。是地保之报词乃案中之纲领也。其地保呈内，只令叙明某人因何身死、查有何伤、曾否起获凶器、捉获凶犯、证佐何人、住居何地，数语而已。尸亲之呈只以‘报同前由’，一语带过，不必赘叙。至黑夜被盗情形、赃物，惟事主深知。强、窃盗案又当以事主报词为主，如有以窃报强，及混称多人、捏开多赃，与验勘审讯不符者，饬令据实呈明详报，不可依样葫芦。”[20]

    州县地方官在接到报案后，如系应检验的人命重案，应“一面讯供，即一面佥役传验，无论寒暑远近，讯毕即往，以免犯证入城，先投讼师商榷。”[21]乾隆元年定例：“地方呈报人命到官，正印官公出，壤地相接不过五、六十里之邻邑印官，未经公出，即移请代往相验；或地处窵远，不能朝发夕至，又经他往，方许安派同知通判、州同、州判、县丞等官，毋得滥派杂职。其同知等官相验，填具结格通报，仍听正印官承审。如有相验不实，照例参处。”[22]

    京城旗人命案，“令本家禀报该佐领迳报刑部相验。街道命案，无论旗、民，令步军较呈报步军统领衙门，一面咨明刑部，一面飞行五城兵马司指挥星往相验，迳报刑部。其外城地方人命，亦无论旗、民，俱会总甲呈报该城指挥，该城指挥即速相验，呈报该城御史转报刑部、都察院。若系旗人，并报该旗。”[23]

    但是，“在遇告讼人命，有自缢、自残及病死，而妄称身死不明、意在图赖诈财者，究问明确，不得一概发检，以启疑窦。”[24]

(2)初检：

    证据对于人命大案尤为重要，正如田文镜所谓“人命重情，全凭尸伤定案。伤仗相符，供情明确，问疑始得乎平允。”因此，清代官府非常重视初检，有关司法检检的规定也大多是针对初检而设立的。

    初检必须及时，要求州县官“平时一遇地方报到命案，一面差拘凶首，勿使疏脱，一面传集仵作刑书，单骑简从，亲经相验，切勿差催搭棚等项，亦不可任仵作刑书远离左右。一到尸场，即唤原被证佐讯问，彼此有无仇隙，因起何，用何器械，打伤几处，几人动手，各伤何处，几日身死。得其实情，然后令人将尸移放平明地上，督同仵作细验，某处系何物致伤，是何颜色，长阔深浅，是何分寸，先前有无残疾，死后有无赃点，沿身上下，务须追起凶器，比对伤痕，果否相符，有无疑窦。盖验讯既速，则尸无发变之虞，役无贿诈之弊，凶无狡饰之情，伤无不确之患，诸弊除而信案成矣。倘或初验失实，必致后来复验。为时愈久，滋弊愈多，死骨有蒸刷之惨，生命含覆盆之冤，可不慎耶！”[25]

    州县官必须亲临，因为“地方官担利害，莫如验尸。盖尸一入棺，稍有游移翻供，便须开检。检验不实，即干吏议，或致罪有出入，便不止于褫职。”[26]地方官为了自己仕途的考虑，必须亲临，且亲自看验，“相验时仵作报伤之处，须将尸身反复亲看，遇有发变，更须一一手按，认辨真伪。时当盛暑，断不宜稍避秽气，或致仵作弊混，…验毕指是真伤，令凶手比对痕合，然后棺敛，自无后虑。如凶手未到，或系他物伤，伤痕分寸，尤须量准，异日追起凶器，比合可成信谳。”[27]

对于生伤即活体检验也应亲临，不应轻易委托佐杂官吏，因为“两造报告伤，多先嘱托仵作，故仵作喝报后，印官犹必亲验，以定真伪。佐杂则惟据仵作口报而已，何足深信。” [28]

    初检必须详尽细心，地方官“亲诣尸所，督令仵作如法检报，定执要害致命去处，细验其圆、长、斜、正，青赤分寸，果否系某物所伤，公同一干人众质对明白，各情输服，然后成招。或尸久发变青赤颜色，亦须详辨，不许听凭仵作混报拟抵。”[29]

    检验不得骚扰地官，雍正三年律例馆奏准：“凡人命呈报到官，该地方印官立即亲往相验，止许随带仵作一名，刑书一名，皂隶二名。一切夫马、饭食俱自行备用，并严禁书役人等，不许需索分文。…如该地方印官不行自备夫马、取之地方者，照因公科敛律议处。书役需索者，照例赃计，分别治罪”[30]此条系雍正三年定例。薛允升说：“总系恐其扰累地方之意。”

    检验尸体，一般应传尸亲到场，如遇“刁悍尸亲，或妇女泼横，竟有不可口舌争者。执发变为伤据，指旧痕为新殴，毫厘千里，非当场诘正，事后更难折服。宜将《洗冤录》逐条检出，与之明白讲解，令遵《录》细辨，终能省悟。”[31]如果“尸亲远居别属，一时不能到案，该地方官应即验明，立案殓埋。”[32]

(3)尸格的填写

    刑部统一印制“验尸图格”，也叫尸状，颁行各省。如遇“人命呈报到官，地方正印官随带刑书、仵作，立即亲往相验。”[33]

    验尸，由“仵作据伤喝报部位之分寸，行凶之器物，伤痕之长短浅深，一一填入尸图。”[34]对于尸格的填写，一般还有技术性具体要求：“叙伤要照尸格声明致命某处某处、不致命某处某伤，并长阔、深浅、分寸、颜色，不可但称某处某伤，而不照写致命、不致命也。至无伤之处又不必声明。其有死后残毁、别伤及生前疮杖旧痕，亦须分别填明，取具仵作供结。至于尸格内‘偏左’、‘偏右’，专对囟门顶心而言，其余左右不得加以‘偏’字，致令混淆。叙完各伤之后，点出委系因何身死一语，最宜详慎，不可率混，致有出入。”[35]

    对于检骨，则另外格式要求，“与尸格不同。伤有疑难，取仵作口供入详，将疑难缘由及《洗冤录》证据逐一供明，庶免驳诘。又必访查邻封谙练检骨仵作，详明关提，留于内署，免致贿嘱作弊。”[36]

(4)检验所用器具：

    仵作验伤的阔狭深浅常用尺，针对所用尺寸不一，乾隆十二年甘肃按察使顾济美条奏定例：“凡检验量伤尺寸，照工部颁发工程制尺一例制造备用，不得任意长短，致有出入。”[37]

    仵作验毒时常用银钗或银针，如所用银针的质地成色有时也足以影响检验结果，因此，法律也有明确规定：“银针试毒，必须用真纹银打成，方可信用。银匠每多抽真换假，或以低色搭配，即当面目击，亦能弄弊。有司不知而误用，难以辨伤。惟有多发纹银，饬令成造二三条，另换工匠，抽出一条入炉倾溶，仍成原色，其针才可备用。”[38]

(5)覆检与三检：

    一般案件，只须进行一次司法检检即可定拟，但在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下，往往可以复检，但一般不得三检。康熙时定例：“凡人命重案，必检验尸伤，注明致命伤痕。一经检明，即应定拟。若尸亲控告伤痕互异者，许再行覆检，勿得违例三检，致滋拖累。”[39]

    复检往往不得委派原审官员及初检仵作，并须亲赴尸所，“如有疑似之处，委别官审理者，所委之官带同仵作亲诣尸所，不得吊尸检验。”薛允升针对该条说：“上层言只许复检，不得三检也。下层言只许诣验，不准吊验也。”[40]

    明清律中都有一条“检验尸伤不以实”：“凡官司初检验尸伤，若承委牒到，托故迁延不即检验，致令尸变，及虽即检验不亲临尸所监视，转委吏卒凭臆增减伤痕。若初检与复检官吏相见扶同尸状，及虽亲临监视，不为用心检验，移易如移脑作头之类轻重如本轻报重，本重报轻之类，增减如少增作多，如有减作无之类尸伤不实，定执要害致死根因不明者，正官杖六十；同检首领官，杖七十；吏典，杖八十。仵作行人检验不实，扶同尸状者，罪亦如吏典，以杖八十坐之。其官吏、仵作因检验不实而罪有增减者，以失出入人罪论。失出减五等，失入减三等。若官吏、仵作受财，故检验不以实致罪有增减者，以故出入人罪论。赃重于故出、故入罪者，计赃以枉法各从重论。止坐受财检验不实之人，其余不知情者，仍以失出入人罪论。”[41]

    这条律文是根据清代司法检验中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际上，州县官往往初入仕途，“不谙检验之法，遇有人命，不即往验，因仍旧习，先差衙役催搭尸棚，预备相验什物。种种骚扰，该役既自索差钱，又为仵作刑书串说行贿，官尚未到尸场，而书役贿赂已得，安排已定。及至临场相验，官又躲避臭秽，一任仵作混报，增减伤痕，改易部位，甚或以打为磕，以砍为抹，以致伤仗参差，案情混淆。详驳复验，罪有出入，官被参处，莫不因此而起。”[42]

    “检验尸伤不以实”这条律文制定了司法检验不如法的法律责任，清代著名律学家沈之奇将这条律文分解为五种不同情形：

(1)检验不及时：

    他说：“凡命案必以尸伤为凭，而检验尸伤，须在身死未久、尚未发变溃烂之时，则伤痕之颜色分寸，确然可指。若委牒已到，多该官司犹不即行检验，致令尸变，则有迟缓之过矣。”[43]

(2)长官不亲临检验而转委吏卒：

    “人命至重，例须正官检验，若承牒之后，不亲临监视，转委吏卒，伤痕既未亲见，难免增减之弊也。”[44]

(3)官吏扶同尸状：

    官吏扶同尸状是指“初检后，复检官吏不细心详察，仍复扶同尸状”，[45]对于“仵作受财增减伤痕，扶同尸状，以成冤狱，审实，赃至满数者，依律从重科断。不先究致死根因明确，概行检验者，官吏以违制论。”[46]

(4)不用心检验：

    不用心检验是指官员虽“亲临监视，而不用心细看伤痕，致有移易、轻重、增减之事。移者，如脑伤移作头，腿伤移作肋，而受伤之处不同也；轻重者，如赤色本重，报作微红，淡色本轻，报作紫黑，则受伤之处虽同，而伤之轻重不同也；增减者，少伤而为多伤，有伤而减为无伤之类。再如长阔、大小、围圆、深浅分寸之间，有所增减者，亦是。是皆尸伤不实也。”[47]

(5)致死根因不明：

    致死根因不明是指“致死必有根因，未曾推勘明白，执定何伤致命，是否死于受伤，或是勒非缢，虽伤后病，及共殴而下手致命之人不的之类”。[48]

    第十四条例文：“广西凌云县属命案，在天峨哨地方，去县治三百里者，准令该处分驻县丞带领谙练吏、仵前往代验，填格取结，远交该县承审。如有勘验不实，照例议处。至去县不及三百里之命案，仍照旧办理。”[49]

    第十五条例文：“归化城各协厅所属，遇有呈报命案到官，即令该通判星往验明，填格录供通详，仍照例详请都统派委蒙古官员会同审拟，毋庸详派会验，致滋稽延。倘该通判等相验不实，以及迟延贻误，令该管上司分别参处。”[50]

    第十九条例文：“黔省州、县命案，如逢盛暑印官公出不能即回，邻封窵远往返数日者，准代验之杂职等官取立伤单，将尸棺殓。其州、县未行覆验缘由及原验杂职衔名，俱于原题内声叙。如有伤痕不符等弊，将原验参处。若印官计日即回，邻封相距不远者，仍照旧例行。”[51]

    到清末时，相关例文仍在不断地增补和完善，清末著名律学家长安薛允升大司寇撰写《读例存疑》时，曾就一些相关制度规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如：

    乾隆五十六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舒常等奏准定例：“京师五城指挥相验，城内不得过两日，关外不得过三日，如一时案件坌集，指挥不能分身者，准委副指挥吏目代验，仍归指挥承办。傥指挥有心规避，委验之员有心推卸者，巡城御史稽查参奏。御史姑容，经他人查出参奏者，一并交部议处。”薛允升说：“此系伤照外省佐贰代验之例也。然必谓正指挥相验者，并无弊端，副指挥及吏目相验者，多不可靠，似非通论。”[52]

    “广西东兰州属之那地土州，陵云县属之天峨哨地方，去州县城在三百里，及全州属之西廷州，同西隆州属之八达州，同去州城在一百里以外之命案，准令该处分驻州同、州判、县丞带领谙练仵作，前往代验，填格取结，送交该州县承审，如有勘验不实，照例议处。其东兰、陵云去州县不及三百里，全州、西隆州去州不及一百里之命案，仍各照旧办理。”此条系乾隆三十八年，广西按察使柏琨条奏定例，道光六年、七年增定。薛允升说：“有司决囚门一条专言盗案，此则专言命案也，应彼此参看。相验之法既详，故条例日以增多，其势然也。”[53]

    道光十二年，京畿道监察御史宋劭谷奏请定例：“差役奉宫哲行看押人犯，有在押身死者，无论有无陵虐，均令禀明本管官，传到尸亲，眼同验明，不得任听私埋。如有私埋情事，经尸亲控告破案者，官为究明致死根由，详请开检，无庸取具尸亲甘结。检明后除讯系差役索诈陵虐致毙者，仍照各本律例从重治罪外，若此系因病身死，即将私埋之差役，杖七十，徒一年半。控告之尸亲，讯无挟仇情节，仍按诬告各本律，分别科断。地方官有任听私埋，及庇护差役，不即开检者，交部分别严加议处。至差役私押毙命之案，应令禀请邻封州县，传到尸亲，眼同验明究办。若有私埋匿报，以及一切凶徒挟仇谋财，致毙人命，私埋灭迹者，经尸亲告发之后，如业将致死根由，究问明白，毫无疑问，而尸伤非检不明者，亦即详请开检，按例惩办，均无庸取具尸亲甘结。”薛允升说：“狱囚患病责保看治而死者，情无可疑，许亲属告免复检，见本门。误执伤痕，致尸遭蒸检，见诬告门。诬告门以尸遭蒸检为重，此条又以私埋为重，因私埋而致尸遭蒸检，将坐何人以重罪乎？例内何以并不叙明耶？”[54]

    “奉天省昌图岫岩凤凰城各厅所属命案，如距厅在三百里以外者，准令照磨及分防巡检，带领谙练吏仵，前往代验，填格取结，送交该厅承审。如有勘验不实，增减伤痕情弊，分别照例议处。其讯无别故自尽、病弊等案，亦准取结验埋，由备该厅通详立案。若距厅不及三百里者，仍照例办理。”

薛允升说：“详情检验，屡次驳查，迟延有因者，另行扣限，见官文书。稽程佐杂代往验伤，见保辜限期。秋审情实人犯病故，派员相验，见有司决囚等第。”[55]

    南宋湖南提刑宋慈所撰《洗冤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司法检检书籍，历代奉为司法检检之圭臬、从政之津梁。明代王肯堂曾作《洗冤录笺释》传世，清朝政权建立后，由于《洗冤录》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洗冤》一编，垂为令甲，凡职斯役者，莫不习之，非此书无以决难决之狱，是以群奉为圭臬焉。”[56]因此，对《洗冤录》进行研究、以《洗冤录》为基础的订补之作层出不穷，正如沈家本所说“近来《洗冤录辨正》、《续辑》、《汇编》、《集证》、《集注》、《集说》、《附记》、《附考》、《摭遗》诸书，其名难偻指数。海昌许珊林太守槤之《详义》，世尤风行。”[57]可以说，清代司法检检的科学技术平成就主要地集中反映在对《洗冤录》的订正补充上。

    王明德，清初高邮人，字亮士，又号金樵，康熙时官刑部郎中，据《高邮州志》本传，后“转湖广汉阳府知府，会提督谭洪反，明德督粮入川，陷逆境。胁授伪职，不从，以死自誓，投水求尽，不得，又削发为僧。王师进剿，谭逆殄灭，明德奔归本土。至夔州府分县，夜黑觅路，跌深崖间，两手足皆重伤。”[58]后不久就弃世。王明德官刑部时“以律例关系民命”，著有《读律佩觿》。

    《读律佩觿》卷八为《洗冤录补》，王明德对《洗冤录》订补，是鉴于康熙时，“膺守土之寄、执刑宪之司者，精神智慧类多毕力乎催科，疲精乎应酬，而强半更肆耗夫奔营，否亦侈心于声歌宴会，献酬交错之场而已。”很少有人致力于探讨司法检检，使民无冤民，案无冤狱。“以致《洗冤》一录，竟成腐弃，无论贤士大夫寄情风雅，不屑为之致问，即刀锥射利之徒，亦竟绝其梨枣，不复见诸剞劂。”对此，王明德感叹不已，他说自已“旁搜广构几四十余年，卒莫可得”。后来他得到明代王肯堂《洗冤录笺释》，开始潜心捧读，发现“虽所辨尚多未备，然前贤苦心，则尽形纸上，若其所列条贯，乃系汇集并收，未为分条粲列，阅者不免眩然。”于是王明德便“于随行判衙之暇，别而澄之，以资校阅。至于录所未备，更即生平见闻所及，聊为续貂，并各谬参治疗诸方术于后”，[59]完成了《洗冤录补》一卷，收于其所著的《读律佩觽》为第八卷。

    王又槐，字荫庭，乾隆朝浙江钱塘人，是当时著名的律学家、“法家老手”，曾入幕多年，精于律例，在长期刑幕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著有多种著作行世，如《办案要略》、《刑钱必览》、《政治集要》等。此外，王又槐非常重视司法检检，他说：“予幕学数十年，未敢掉以轻心，而于人命尤兢兢焉。”因此，平时就非常重视对司法检检经验和方法的积累，“凡成案足徵医书可信，于验伤检骨有关涉者，就原《录》门类随时附书，以备参考”，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洗冤录集证》一书的纂集，书中内容皆平时闻见所得，“所书各条，皆先辈高明所传述，以及近年法司所谳定，一无臆说于其间，不过集所验而证所是”。[60]

    康熙时，刑部律例馆曾对《洗冤录》进行校正，对于版本“采择之备，辨别之精，固详审而靡有遗矣”，由刑部刊印颁行。但在实际的司法检检过程中，“或操切以为能，抑姑息以为德。操切者视成书为具文，往往断以己意而周内之。姑息者则又援引寡断，易售奸民猾吏之欺。”鉴于此，王又槐辑《洗冤录集证》，但“情伪万变，每有事涉暧昧，迹介疑似，非可意计测者，故凡致死伤疲在虚愞之处，检验成法集中尚有未备”，有不断补充订正的必要。李观澜在游幕过程中，得到“《洗冤录补遗》及拙斋国中丞《洗冤录备考》二书，并杂说”。在自己长期积累的检验知识的基础上对二书审阅，认为“所有伤痕诸说，历历可采”，因为删定各条，摘录于王又槐《洗冤录集证》之后，“合梓以公诸世，其亦更为详备”。[61]

    阮其新，道光时期会稽人，早年曾“从事申韩之学”，接触过《洗冤录》，但“读是书而不甚解，盖事未亲历，无由辨证故也。”道光癸酉年，阮其新任南城指挥。按照惯例，指挥专司相验，于是阮其新“复展是书，详加研究。每遇检验，必反覆而谛审之，以为是书证凡向之所不甚解者，均了然于心目，而疑难之谳，亦无不释矣。”后来，阮其新出任横州道台，过汉江相遇裘恕斋，因“论及检验事，恕斋津津不已，且出其手批《洗冤录》一册见示，并举录内所云相验当互证参合、不可执一而论以为秘要，恕斋固深得此中三味者”，让阮其新尤其佩服，因而将裘恕斋手批《洗冤录》“手录数条携以自随”。后来，阮其新“权守泗城政”，从政闲暇，在明代王肯堂《洗冤录笺释》、王又槐《洗冤录集证》的基础上对《洗冤录》又进行了整理，“於坊刻本之讹错者，逐一更正各条之后，附以经验成案，并将所习《宝鉴编》亦附于篇末，以备参览。”经过二年的写作，始大功告成，在序中阮其新自谓“非敢标并翻新，自矜圭臬，然于检验之法，不为无补。”[62]

    瞿中溶，嘉庆道光时期人，“从事湘楚十五六年”。当时规定，司法检检应奉律例馆校正《洗冤录》之本为准，但实际上，大小衙门往往多用“坊刻恶劣小册”，其中“脱文讹字”、“增损窜乱之处”不少。刑书仵作，“备有其书，以为护身符耳。”

    嘉庆丙寅年，瞿中溶看到了黄荛圃“新获元刻宋淳祐丁未湖南提刑宋惠父慈《洗冤录》一册”，并向他假借抄录，后又“购集同类之书，互为参校，因成《洗冤录辨正》一卷。”瞿氏《辨正》除对馆本《洗冤录》错讹文字订正以外，还对其中的错误也加以修正。例如对“服毒死”，瞿氏加批：“案此用银钗探色，言须至喉内，若只一探入口就算，岂不误事！”又如：“馆本《洗冤录》‘踢伤致死’后附小注：一说言如人羞必(秘)骨，若系娼妓，则青黑殆遍。予曾闻之友人云，尝试验之，其说未确。案此条，乃金坛王氏《读律佩觿》所增，惠父原书并无其文，可见后增益之言，未可尽信矣。又闻诸谙熟检验僚友云：伤痕经久必渐淡，覆检时或在隐约之间，则有无便易于朦混可知。”[63]

    道光时期，刑部所颁的《洗冤录》是由宋慈原本，“又合宋无名氏之《平冤录》、元王与之《无冤录》及明王肯堂之《洗冤录笺释》参互而成”，但官印坊刻，鲜有善本。时任两淮、淮北监制同知的童濂得到武林王又槐之《洗冤录集证》，会稽阮其新之《洗冤录补注》，又见“元和张大守锡蕃所句读丹黄者，粲然明备，心目开朗”，因而想“详加校订，重付剞劂”。于是童濂将“原书第五卷之汇纂补辑，皆《集证》、《补注》中所有者，又附刊之《宝鉴编》及《石香秘录》，杂以歌诀，词多俚俗，无资考证，故一并删去。”又将叶玉屏《作吏要言》一卷、朱性斋为之所做的阐述、以及童濂自己的见解十二则，附刻于《洗冤录》后。

    郎锦骐，雁门人，嘉庆、道光时期一直任地方官员，正如他所说：“历官三十余年矣，由闽而燕而豫，旋来桂、管，决狱不下千百案”[64]。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疑难案件，郎锦骐抱着“慎之又慎，不敢掉以轻心”的态度，将临检所见与《洗冤录》悉心比较考究，例如“检临桂县莫唐氏、柳城县民韦漋胜，皆下部受伤殒命，其伤皆观于合面腰眼骨第五节接连方骨，而莫唐氏牙根里骨又有血癊。核与《洗冤录》所载‘凡伤下部之人，不分男女，其痕皆现于上，又伤小腹身死，腰间方骨必红色’之语相符。其附考内，分别男女之说，末可执一而论。至莫唐氏生前右乳受伤，启检则现于右肋骨之前，亦格中之所未载；又《洗冤录》附考内称‘检自缢死者，脑后有小钗骨三根受伤可验’。而《洗冤录》内并无‘小钗骨’之说。检灵川龚顺英之案，其耳后实有小钗骨受伤红色处所，与备考之言无异。乃因骨格未载，不便填报，仍填耳根骨微红色。”[65]通过这种悉心的比较，郎锦骐深切地感到，“检验之法，虽已备载《洗冤录》中，第其说散见错出，讲求非易。”因此，“凡狱涉疑难，不能尽信于书”。

    郎锦骐还认为“蒸检骸骨，事非恒有。其周身筋络部位既未铸有成式，仅按图以稽，恐易淆混，且尸格与骨格，详略亦殊，莫为注释明晰，临事者或多歧误。”因此郎锦骐一直想尝试用木偶制成了人体骨格标本，以资考证。最终“按人身三百六十五节分别尸骨，镂为木偶二具，一一标识，废置库中，俾他日检骨，得以依形论辨，或不致蹈谬误”，“且与僚属及幕中诸君子共相商榷，将《洗冤录》注解各条，于尸格内附入骨格，依此分析声叙，何处互相发明，何处内外稍异，庶阅者一目了然，以省寻绎之烦。”[66]在尸格之外，创出了骨格，使内外伤可相互相比较，这实在是值得称道的发明。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真负责、勇于探索、不受前人成说所囿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态度，并先后完成了《检验集证》、《检验合参》两种著作。后来郎锦骐又将这两书合刻，其中既有郎锦骐个人的心得体会及其亲检的个案记载，也有同人的著说秘录，他说：“余所检临邑各案及阮青畬刺史著说数条附于后，更属同人出其秘录，将所见检地、金刃、手足、他物、自缢、自残、汤火疑难各成案摘集成卷”。[67]

    郎锦骐的《检验集证、检验合参合刻》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在前人司法检检知识的基础上，多有创新，“诚足以补《洗冤录》之未逮”[68]，这也是他对传统司法检检的贡献。

    许梿，据《杭州府志》、《海宁州志稿》等，为海宁人，初名映涟，字叔夏，号珊琳。笃治经术，尤精律学。道光十三年进士，曾任直隶知县，后改授知州。选山东平度州，居官廉介，兴利除弊，锄恶尤严。晚年流寓转徙，年七十六卒。

    按照清代的法律规定，司法检检一般由地方官员负责，但由于实行八股取士，任职地官者大都对司法检检一窍不通，率“皆入官而后学”，有一些官员在检验时，“厌弃秽恶，熏香高坐，取办于仵人之口”，即使有忠恳的官员，也由于“平时未尝研究，至临事辨别不审”，因而受欺蒙，有鉴于此，许梿有志编一部内容详尽的司法检检书藉，“俾凡有司手各一编，抉实义以袪素惑”。

    在长期的宦海生涯中，许梿又积累了丰富的司法检检知识和经验，他“时时奉大府檄鞫他邑命案”，在司法检验实践中他发现所遵奉的《洗冤录》“自宋迄今，辗转更易，不无讹舛，坊刻鲁鱼尤多。”[69]因此“搜集各旧本，并元椠本宋慈《洗冤集录》，及《无冤》、《平冤》诸录，参互考订，以求其是，”[70]完成了《洗冤录详义》一书。书成后，又得到影宋本《洗冤集录》及诸家校本，再次对原书进行修改，并“以历年亲检各案附载一二，征验异同”，“凡四易稿矣”。《洗冤录详义》分列三层：“录原文于下层，界划以清段落，圈点以明肯綮，而余仍其旧，示慎也。下层之上为详义，或摭拾成说，或直抒已见，或抉原文之讹，自一字一句，非确有依据，不辄下，惧妄作也。其各直省新旧成案，有可印证者咸附，广睹记也。上层为原文各段子目，标而出之，言者愈详，览者愈简也。”[71]

    《洗冤录详义》对宋慈《洗冤录》中不正确的或与实际不符的说法做了较多的辨正，如《洗冤录》卷三“验骨”一节对人体骨节有许多错误的说法，许梿做了较为详细的辨正：“人身骨节据验骨篇…所载，男女互异者七处，如髑髅骨男子八片女子六片、乘枕骨妇人无左右、肋骨男子左右各十二条女子左右各十四条、两臂妇人无髀骨、两腔妇人无骨行骨、尾蛆骨男子九窍妇人六窍…等语，余历次会检男女各骨，悉心比较，始知旧说之谬。”

    又说：“男女骸骨并无异同，其间有不同者，乃人生骨相之殊，男女皆有之，而非以此分别男女也。”“尾蛆骨俗名尾樁，在肛门之后，凡三节，男女皆无窍。”

可见，《洗冤录详义》内容极其丰富，作者的态度极为严谨，是一部校订水平很高，综合了当时各种司法检验成果的集大成之作，而且还附有当时实际检验案例和及作者自已从事司法检验经验，为我们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实例。《洗冤录详义》共四卷，在当时流传甚广，曾多次被刻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认为是自南宋宋慈以来才有的定本，天下刑官皆师之。此外，许梿还撰有《检骨补遗考证》一卷。

    《洗冤录详义》自咸丰六年(1856)出版后，因为它较为详备，且条理分明，因此当时“折狱之吏皆得守其法以定案”。到光绪三年，湖北布政使潘霨鉴于当时“购觅之艰”，捐俸予以重刻。在潘氏的重刻本中附录了一些先哲名言，又考虑到在检验的过程中经常遇到要对伤者进行紧急急救，因此又增辑了十二则急救的经验秘方，如“遇负伤请验者，取玉真散诸方剂合治之，辄应乎瘳”[72]。“治伤药甚夥，惟生附子方最奇验，苟能呼吸，鲜不活矣”[73]。这样可以“使伤者免于死，生者免于刑”。[74]当在重刻本中，也有一些对《洗冤录详义》的发明，如在潘承保所在跋中录有一例：“同冶已巳，濮同年文昶宰汉阳，有伍万氏自戕一案，验之目瞠齿噤，咽喉一伤长寸五分，宽三分，皮肉卷缩，食、气嗓俱透，伤之左右略无轻重，不知孰为下刃处。检《洗冤录》无可证，既而得遗剪于侧，血斑斑然，视其两手皆血污，试引之，均可弯曲至伤处，恍然曰：是以两手握剪剪喉死也。”

    后葛元煦在此基础上又撰《洗冤录摭遗》二卷。[75]

    姚德豫，襄平人，他在《洗冤录解》自序中曾说：“作吏卅年，承乏九邑”，在长期仕宦生涯中，他“深恐人命之狱，死者含冤，生者诬枉，瞻伤察创之不明”，因此对司法检检的方法和书籍非常重视。但康熙时律例馆荟萃而成的《洗冤录》系集体编撰，“作者既非一手、各有师承，故间有异同，又言近旨远，读者每多误解，故习刑名者查阅是编，非深通儒学医理之奥，未易得其仁恕之心，使斯民登仁寿之域也。”因此，姚德豫撰《洗冤录解》[76]一卷，自谓“仅就一得之愚，管见所及，为近日世所习误者解数十篇，不敢自信，名曰未定稿，就正有道。”[77]

    光绪初年，升泰由浙江臬司升任云南总督以后，感觉到“谙熟刑名家言者所在乏人”，尤其是“刑仵一项，平日于《洗冤录》未能精心体究，以致检验伤痕，辨认不清，喝报含混。”他认为“案情之不真，谳狱之翻异，实阶于此，诚不可不亟讲也”。因此，他将《洗冤录详义》附刻的《宝鉴编》交给熟悉司法检检的乐理莹等人，嘱其在此基础上，“引伸辨类于尸伤，定其部位，辨其器物，察其颜色，析其分寸围圆，验其肌肤，检其骷髅。务使条分类聚，触目了然，叶韵谐声，便口易记”，成稿后，命名曰《宝鉴编补注》。[78]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简明扼要，且为七言韵语，便于记忆。时人唐咸仰对这本书评评道：“摘《洗冤录》之精华，阐发律例歌诀之义蕴，剖疑似，辨等差，条分缕析，简而易从，于初入仕途者良有裨益。”[79]这个评价是比较客观的。

    《清史稿》：“刚毅，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以笔帖式累迁刑部郎中，谙悉例案，承审浙江余杭县民如葛毕氏案，获平反，按律定拟，得旨嘉奖。”。[80]其著作除《审看拟式》以外，还著有《洗冤录义证》四卷，卷首自云：“余服官秋曹十有四稔，凡谳庶狱有检验之役，析疑解难，辄奉《洗冤录》为指归。迨陈臬畿辅，曾以此书考校仵作之优劣及能否。熟习明通，以期当事可无歧误。”当时许梿的《洗冤录详义》，在京师、“鄂渚”、“黔中”、“沪上”都有官局、私家等刻本，但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其病也烦且冗，又有引经据典，征及小学训诂各条，囿于校勘家习气，夫岂明刑听讼之所急哉？”因此，刚毅在许梿《洗冤录详义》的基础上，“汰繁存要，并取雁门郎氏《集证》诸则，足补《录》所未备者，条分件系，合为一编，曰《洗冤录义证》。”[81]这本书对于各本“字之异同，文之衍误，但取义长，不嫌径改”，因而比较简明扼要。

    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在长期的司法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司法检检知识，作了《补洗冤录四则》：[82]

    (1)光绪戊寅正月，青海扎萨克台吉在东黄寺自刎身死，因其职分较大，由刑部会同理藩院相验，“验得己死头等台吉丹怎绰克多布，问年二十二岁，仰面，色微变，口、眼闭，项上偏左伤一处，宽二寸，深至食、气嗓俱断，肉卷缩，左起手重，右收手轻；偏右伤一处，皮破，宽一分，右起手重，左收手轻。两手皆能弯曲至伤处，余无别故。取凶器薙刀比对相符，委系先用左手自刎，伤轻，复用右手自刎，伤重身死，故两手皆能弯曲至伤处。”

    沈家本“查《洗冤录》云：‘凡自割，喉下只是一出刀痕。’盖以一刀之后，疼痛难忍，立时昏迷，不能复割也。又云：‘如割干不深及不系要害，虽两三处未得致死。’《旧说》谓：‘设遇此等两三伤之案，必当辨其轻重，验定自割、被杀，方可定断。未便固执喉下只一刀痕，致有遗误。’今此案自刎身死，确是两伤，口、眼俱闭，亦与自刎情形相符，案情亦无疑。似是《洗冤录》‘自割喉下，只是一出刀痕’二语未可拘泥。”

    (2)直隶天津县郑国锦因奸商同奸妇王氏谋杀本夫刘明身死一案。沈家本当时任天津知府，率属员、仵作开棺查看。“该尸身皮肉销化无存，饬令仵作侯永等将骨殖逐一检出，用温水刷洗净尽，如法检验。已死刘明骨殖，仰面顶心骨，骨缝浮出，用丝绵试验，能挂。顖门骨近左现红色，向日光照视，如瓜子大一点，明透。骨缝浮出，系应伤。又上下牙齿生成二十八个，脱落二十一个，内一个系旧日脱落无存，余具存，糟朽三个。其正中牙根并近左近第一、二、三牙骨俱现红色，亦系应伤，委系虚怯处所受伤身死。检查郑国锦原供，称在死者水分穴扎三针。据医书内载，水分为禁刺之处，其为因此致死无疑。”

    按用针死者，《洗冤录》但有重竭逆厥之名，而无验尸检骨之法。此案余奉扎后，即念事隔数年，势须检骨，而如何检法，无例案可凭，颇觉为难。因思凡人下体虚怯处受伤身死者，必有应伤见於上。《洗冤录》云：“凡伤下部之人，其痕皆现於上。男子之伤，现於牙根骨里。”又《备考》云：“肚腹小腹，乃中焦、下焦皮骨易溃之所。案经日久，无凭验视，惟检头顶骨、顖门骨居中至正处，确有圆围三四分许红赤色。”又《疑难杂说》：“将人致死，经久尸肉腐烂，无迹可凭。但检顖门骨，必浮出脑壳骨缝之外少许，其骨色淡红，皆因罨绝呼吸，气血上涌所致。”此数说者，以理推测，当可援以为据。当经咨调京师仵作侯永到津，先向讨论，该仵作亦持此说。迨经检验，则牙根及头顶骨之红赤色，顖门骨之浮出，与所推测者一一相符，得以定案。可见事理贵能会通，未可以古书所未及而遂忽略之。此案验法为《洗冤录》所未载，故并案情详录之，以备参考，庶检察官不至无所适从焉。

    刘黑儿曾供称：“伊父死后，伊拾得小纸包一个，内系水银。伊先不认识，郑国锦告知，是药虱之用。”故承审官或疑是毒死。开棺时先用银钗在尸骨胸前搅翻良久，细验胸前各骨，并无颜色，可决其非毒死也。

    (3)博野县王林氏，自服洋火，毒发身死。验得：仰面，面色青黄，两眼胞微开，两眼睛全，两鼻窍有血水流出，上下唇吻微青，上下牙齿全，口微开，有血水流出。用银针插入喉内，移时取出，作青黑色，用皂角水擦洗不去。两血盆骨青紫，两胳膊伸，两手微握，心坎微紫，肚腹发胀，合面两臂膊微青，十指甲微青。下身经尸夫拦验。光绪二十五年案。按自来火创自西洋，中含磷质，为中国旧日所无，服之死者，无成案可考。余守保定时，适见此案，录其所验之情形如此。

    (4)《洗冤录》：“自残若用左手，刃必起自右耳后过一二寸。用右手，必起自左耳后。其痕起手重，收手轻。若无左右深浅之别，必为人所勒。”同治己巳，湖北汉阳伍万氏自戕一案，县令濮君文昶验之：目瞠齿噤，咽喉一伤，长寸五分，宽三分，皮肉卷缩，食、气嗓俱透，伤之左右略无轻重，不知孰为下刃处。检《洗冤录》，无可证。既而得遗剪於侧，血班然。视其手皆血污，试引之，均可弯曲至伤处。恍然曰：“是以两手握剪翦喉死也。”谳遂定。按此喉下一伤，而无起手、收手之轻重可分者，颇滋疑惑。若非凶器是双股之剪，又验有两手血污，皆可弯曲至伤处情形，即难定案。其目瞠齿噤，必忿恨而自刎者。世情万变，未可执一而论也。

曾恒德编《洗冤录表》等，诸如此类，都对《洗冤录》都有所驳正和增补。

1，关于亲权鉴定。

    明代以前，滴血之法仅施用于死人枯骨，从明代开始已采用合血法，将双方活体的血合在一起，观察凝与不凝以确定亲权关系。明末的《检验尸伤指南》，清初的《福惠全书》都有相同的方法：“亲子兄弟或自幼分离，欲相认识，难辨真伪，令各刺出血一器之内，真则共凝为一，否则不凝也。但生血见盐醋则不凝者，故有以盐醋先擦器皿，作奸蒙混。”

    著名的戏剧《三滴血》中有关于滴血认亲的故事，当取材于清人笔记《槐西杂志》，并由此敷衍而成。“晋人有以赀产讬其弟而行商於外者，客中纳妇生一子。越十余年妇病卒，乃携子归。弟恐其索还资产也，诬其子抱养异姓，不得承父业，纠纷不决，竟鸣於官。官故愦愦，不牒其商所问真赝，而依古法滴血试。幸血相合，乃笞逐其弟。弟殊不信滴血事，自有一子，刺血验之，果不合，遂执以上诉，谓县令所断不足据。乡人恶其贪媢无人理，签曰其妇夙与某私昵，子非其子，血宜不合，众口分明，具有征验，卒证实奸状。拘妇所欢鞫之，亦俯首引伏。弟愧不自容，竟出妇逐子，窜身逃去，资产反尽归其兄，闻著快之。按陈业滴血，见《汝南先贤传》，则自汉已有此说。然余闻诸老吏曰：骨肉滴血必相合，论其常也。或冬月以器置冰雪上，冻使报冷；或夏月以盐酵拭器，使有酸咸之味，则所滴之血入器即凝，虽至亲亦不合。故滴血不足成信谳，然此令不刺血，则商之弟不上诉，则其妇之野合生子亦无从而败。此殆若或使之，未可全咎此令之泥古矣。”[83]

    康熙朝，王明德在《洗冤录补》中记载：“愚更闻有合血之一法。其法，乃将两人之血，各为刺滴水内，如系子母、父子、夫妻，其血即合而相联，不则分张不属。但此法，止可行之于生人，未可一施于朽骨。”[8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明德提出“滴血之法，不独子于父母滴血为然，而妻与夫更验”，也是如此。什么原因，王明德解释说：夫妻“缘其有生之前，相感以气，是以身死之后，亦无不复还本来。”[85]

    黄六鸿在《福惠全书》中通过实际案例对夫妻之间滴血提出疑问：

    昔有夫与人同伙生理，去未数日，而同伙独归。妻问其夫，云：行至次日，遇彼某亲，邀同他处生理，我因无伴，故归耳。未几，某路旁塘中有一死尸，不如为谁，其塘适夫与同伙者前所经之道。妻疑之，往视，尸已溃，不可辨。但其尸身长短与夫相似，妻遂控之。官云：系同伙者谋死而取其财。官鞠不招，乃命妻滴血尸骨上，血辄入。官怒其狡，严刑拷之，遂诬服，以谋财害命拟辟，系狱未决。一日，其夫忽归，妻疑以为鬼也，细问之，乃知同伙之言非谬，因详释其罪。[86]瞿中溶“滴血辨”云：“滴血之法，孙亦可从验祖，至夫妻各一父母，原非一体之分，滴骨岂能或受。”

    清代对检骨非常慎重，一般认为“开检之时，拆骨洗蒸，最为惨毒，疑似之间，出入重大。”因此，“遇有尸亲翻控，先检原详图格，逐一精研，实有枉抑疑窦，然后详检，则问心无愧。倘系尸亲妄听误告，须细细开异，果能悔悟，自可陈请上官提审，取结免检。盖检而无伤，不惟死者增冤，复令生者坐罪。”[87]

    至于检骨的方法，宋慈在《洗冤集录》中就提出了“辨验尸伤法”，但未说明这种方法的科学依据，王明德在《洗冤录补》中做了解释：“盖凡人生一息尚存，气血仍周行于身内，若被伤损其处，气血即为凝滞，重则沁入骨中，经久不散，必为多方医治，使所积之气与血,消镕净尽，其骨始为复旧，否则虽至形销骨化，而所伤则仍存，盖以生气所聚，伤为气血所养，人死而骨犹生故也。”[88]

“县有役以事逮民，民死，归即敛讫。已而讼役杀之，转辗三十年，不决，上官檄朱会所在检骨。骨在浅土败柳棺中，仵人曰：‘久疑不可检也。’朱令坎地架木，舁棺其上，弛前和，及四墙柳方，土正见，徐徐拨土，正首足乡，羃以席，寮坎注醯，须臾，骨如蒸状，仵人即检讫，告曰：‘尸独脑骨紫血伤，见方寸许。’众喜，谓得情。朱熟视之，曰：‘未可也，此伤处，涤可去。’众笑曰：‘伤三十年，入骨，岂可涤耶？’朱呼水刷之，骨白无涴，而讼遂息。或曰：‘于录无此法，公何以辨之？’朱曰：‘伤者紫色，中重而外轻，若晕渐减，然此反是，是腐血污耳。’众叹服。”[89]

    毒物的种类很多，中毒的方式各异，因而针对不同种类毒的检验方法也不同。

    首先，应辨明死因，断定死者是否中毒，不能将其它死因误认为中毒，例如“痧胀及阴症不治而死者，《洗冤录》载：手足指甲皆青黯或青紫，甚则头而及遍身紫黯，此因血败成色，不可错认服毒。”[90]确属中毒，应提取毒物样品，辨明中毒的种类，对于“服毒自尽，取验盛药器皿有无余剩毒药，叙入详内。”[91]对于“误食毒物而死者，须查明毒藏何处，买自何人，有无同食之人及余剩之物取验作证。”[92]对于因保管毒物不善而误杀也应辨明，“毒药杀人，有故买制和秘密谋害者，有备毒禽虫兽物收藏不妥因而误杀者。此乃罪名轻重攸关，秉钧者当虚衷审办，握管者须细心酌核。”[93]

    其次，根据中毒的症状及临床分辨中毒的种类：

    (1)煤气中毒。明清时期，由于煤炭在北方的广泛使用，因煤气中毒而死的案例也渐渐多了，因此，也有相关的记述见于文献，例如明代医学家张介宾对煤气中毒记述如下：“京师之煤气性尤烈，故每熏人致死，岁岁有之。而人不能避者，无他，亦以用之不得其法耳。夫京师地寒，房屋用纸密糊，人睡火炕，煤多荫其室内，惟其房之最小而最密者，最善害人。凡煤毒中人者，多在夜半之后，其气渐满，下及人鼻，则闭绝呼吸，昧然长逝。但于顶隔开留一窍，或于窗纸揭开数楞，则其气自透去，不能下满，可无虑矣。”[94]清人阮其新也记述煤气中毒的症状：“受熏时头晕，而心口作呕者即是。”[95]

    (2)瘴气中毒。南方多烟瘴之气，王明德在《洗冤录补》中记载瘴气毒死的尸体现象，“及其死也，其尸头面或多青黯，或尽紫黑，其手足指甲亦然，此愚幼年随先文通公赴任八闽，亲见其云然者，非得之耳闻也。若未死之前吐出恶物，或泻下黑血，谷道肿突，或大肠突出等项症”。[96]

    (3)鸦片中毒。鸦片以前不为国人所识，在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中有一条“雍正朝不识鸦片烟”，这样的记载：“道光年间，查禁鸦片烟甚严，吸食者罪至缳首。盖此物在国初以能淫荡人心，贻患不浅。蒙世宗饬部议覆定例，通行禁止，舆账者枷杖后发边卫充军，罪名固綦重矣。自通商开禁以来，贩烟者乃称巨商，且欲以捐款上邀议叙。余任厘局提调时，曾力拒之，而其意末已也。前数年复申此议，丁雨生中丞不许，乃止。然已流毒海内，虽十室之邑，必有烟馆，游手之人嗜之若命，有心世教者无不痛心疾首也。”[97]

    阮其新作《补注洗冤录集证》：“若服多毒重，则身冷气绝，似乎已死。若肢体柔软（即无尸僵），则脏腑经络之气尚在流通，实未死也，乃鸦片烈性醉迷之故耳。三、四日后，鸦片之气退尽，即活。但身不僵硬（无尸僵），不变色（无尸斑），七日以前，无遽棺殓。”

    阮其新还介绍了吞食鸦片导致假死的实例：“检服鸦片尸骨，伏则居多，侧者亦常常有之，平卧者甚少。盖因其人埋在土中，鸦片毒性退尽，仍服醒活，辗转棺中不能复出，久则真死矣。故其骨殖不伏即侧，实为服鸦片可救之确证也。道光七、八年间，粤东雀有吴姓者，寄居客店，穷极无聊，吞鸦片而死。店主人不敢收殓，知此人有亲属在三水地方，遣人往告。迨其亲属至，而此人已于前一日活矣，计死三日三夜。”[98]

(4)砒霜中毒。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记载了所谓“酖死而使无迹之法”：

    彭刚直谈葛毕氏案，任筱沅中丞时为江西提刑按察使，适同在座。先文庄曰：“葛品莲覆验无毒。苟酖死而使无迹之法，有诸？”中丞曰：“有之。吾为县令时，遇一谋害亲夫案，查无实据。既判无罪，行将释之矣，夫弟上诉不已，省署发县复鞫。吾百思无术，乃呼犯妇入内室，屏人，会夫人密语之，曰：‘兹县令与汝为同舟之人矣，果得其情，汝判罪，县令随之落职，汝曷以实告，俾共图之。汝夫为汝与奸夫毒死，确乎？’犯妇良久乃曰：‘确也。奸夫市砒八两，令每日于食物中下一分，不及半年而毒发。’药性由渐而入，故验之不得云。”中丞又曰：“至此，吾亦无如之何，不得不为之秘密矣。”[99]

    清观奕道人《槐西杂志》载：“先师汪文端众言，有欲谋害异党者，苦无善计，有黠者密侦知之，阴裹药以献，曰：‘此药入腹即死，然死时情状与病卒无异，虽蒸骨检之，亦与病卒无异也。’其人大喜留之饮，归则以是夕卒矣。盖先以其药饵之为灭口计矣。”[100]

(5)毒蛇咬伤。

   《咫闻录》记载：“曾闻一滇人云，有术士精于命学，其灵验一时喧传。细民黄达，业於农，求其推测，术士曰：‘大运进绝，流年逢煞，春间午未日，当小心，恐遭蛇害，然避亦难免。’黄达在半信半疑之间。一日，正在耘田，忽惊腿上如针刺，大喊，起而视之，乃蛇伤也，倏忽浮肿，疼亦难忍，急取刈草之刀，剜其肉，大如棋子，弃之於地，血出杯余而疼止，毒亦散，达以为已应术士之言也，难已过矣。易数日，复至田间，见遗弃之肉，膨胀如斗，用竹刺之，暴裂溃水，水入眼中，疼痛异常。情邻农挽扶回家，初流黑水，继之以血，血尽而毙。”[101]其中有关术士之谈，事涉荒诞，然有关中蛇毒之症状似非能凭空虚构。

4，关于冻死。

    王又槐对冻死条驳正说：“《洗冤集》称冻死者身直，两手紧抱胸前……饿死者混身黑瘦，硬直……余所验冻饥死者不下千计，尸身均系曲而不直，两手紧抱胸前，或曲卧、或靠壁低头而坐。”

    宋慈《洗冤录》中对“被火烧死”的检验仅限于生前死后之辨，其以口鼻是否有烟灰来断定，虽符合科学的原理，但在司法检检中会遇到一些实际问题，如王明德说：“若云以口鼻烟灰为定，亦必检骨，方可断决，盖于灰烬中检拨出者，其尸之口鼻内，焉能无灰烟？”因此，王明德主张为了更审慎，“必为检验其喉与脑中，有无灰烟，方可辨其生前死后”。[102]

    如果遇到凶犯将人打死、并尸体烧毁播弃、以致无尸骨可检的情形，王明德提出检验者“必为详究其打死在于何时？烧毁在于何地？但得其焚尸之地，众证分明，则尸伤便可立检”。办法是：“凡遇此等疑案，如已实得其烧尸地面，即于其处设立尸场，令凶首见证，亲为指明，将草芟除净尽，多用柴薪，烧令地热，取胡蔴数斗撒上，用帚扫之，如果系在彼烧化，则蔴内之油沁入土中，即成人形，其被伤之处，蔴即聚结于上，大小方圆长短斜正，一如其状；如所未伤之处，则毫不沾恋。既已得其伤形，然无可见之痕，犹未足深服凶首之心。又将所恋之蔴，尽行除去，将系人形所在，用火再狠烧，和槽水泼止，再用火烧极热，烹之以醋，急用明亮新金漆桌覆上，少顷取验，则桌面之上，全一人形，凡系伤痕，纤毫毕见”。这是王明德的父亲莅任于武林时曾用过的检验方法，至于有什么科学道理，王明德也自称“甚不可解”。[103]

    《刑案汇览》卷六十有一例“仵作跌断骨殖妻父诬告女婿”：“州督咨：吴锡九因伊女曾吴氏溺毙，误执伤痕叠控一案。查吴锡九所控曾士琏殴毙曾吴氏假作自溺，前经检验，并元殴死重伤，髑髅骨内洗有泥沙，其为实系自溺毙命，已无疑义。乃复误执伤痕，翻控检验，实属不合。惟该犯所指肠出耳根骨断各伤，均属有因，并非疑出无据，与凭空诬告人命者有间。…至初验仵作张文高将阴户肠出之处，并未喝报，而复检仵作杜松林又将骨殖跌断，以致吴锡九怀疑妄控，殊属不合，未便以业经责惩，免其重科。”[104]

    自缢属自杀，勒死为他杀，因此，分辨自缢与勒死关系极大，“如误缢为勒，其冤枉在生人，倘或误勒为缢，则冤又在幽魂。差之毫厘，即谬以千里”。[105]宋慈的《洗冤集录》已分辨极详，清王明德又针对自缢的尸体现象补充说：“有舌尽吐于外者，有舌微露半露者”。又进一步解释：“喉为舌之根，项有长短，缢有上下，不可以舌之吐与不吐为定衡。如其缢在项下，则根断而舌出矣。倘缢于颔际，止于喉搤，气闭毕命而已，其舌则不至出也。”[106]

     自缢与勒死极难分辨，“检验自缢者，手足俱垂，血气凝注，牙齿手指尖骨俱带赤色，或血气坠下不均，则十指尖骨赤白不同，若俱白色，非缢死也。又有将带先系项颈，然后登高吊挂，八字不交者，头向左侧，伤在左耳根骨；头向右侧，伤在右耳根骨。如缠绕系有一道交匝者，伤在项颈骨。皆须酌看形势。被勒者多有制傅磕碰等伤，或牙齿脱落，指尖骨白色无血晕。凡自缢与被勒、被揢死者，顶心及左右骨有血晕，或又云缢死者无血晕。如有查办自尽命案，尸亲不到，一面审详，一面关传。如尸亲后到，取供补详结案。或有尸亲图诈挟制，故意避匿者，须访缉唆讼把持之人根寻到案。若真正命案尸亲，实在远出不能即到者，验讯明确，亦须先行详报。”[107]

     在《刑案汇览》“向童养妻图奸抠被阴户身死”一案中，司法检检对案件性质的认定起了很大的作用：陕西人“焦灵娃乘醉向童养未婚之妻张氏图奸不允，用手抠其阴户，张氏往前挣扎，不期该犯酒后指力过猛，致将张氏阴户拉透谷道，倒地流血不止，气息渐微，昏晕欲绝。该犯心慌，虑张氏身死畏罪，起意装缢掩饰。即将捆禁皮条挽成活套将张氏悬挂房顶横木上，装作自缢。”后经检验，发现“咽喉缢痕深入一分，色至紫红，其被缢之时气尚未绝，…惟缢痕深入一分，色止紫红，是张氏被晕之时，虽明知必死而气穷尚未绝，即与故毙妻命无异，将该犯照故杀妻律拟绞等因具题。”[108]

《明斋小识》：“和尚泾相近，吴姓妇以小事勃谿，乘隙投缳。其夫之姊，救不得活。娄令苏公献琛来验，讶绳长屋低，应不即死，讯准为救者。以女媭告，爰使效缢状。首就绳，即吐白沫，气不复出，急解之，隃刻即殁。令乃踉跄归，余不复诘。”[109]

    《冷庐杂识》：道光时“有顺天通州民妇康王氏之姑康陈氏，与姨甥石文平口角，为石文平殴伤，愤懑自缢，石文平贿嘱康王氏，伪称病故。而康王氏之戚王二，素与有怨，扬言康陈氏之死，系康王氏石文平因奸谋毙。指挥萧培长王莹，访获审讯，康王氏等畏刑诬服，迨属棺检验，适雪后，阴晦严寒，未用糖酷如法罨洗，误认缢痕为被勒，遂以谋杀定谳。刑部额外主事杨文定，以案多疑窦，白之堂官，请旨覆讯，始得实情。”[110]

    房劳指男女性生活过频过度而致病，严重者可导致身体虚弱一方猝死。隋巢元方《诸病源侯论》中说伤寒、时气、温病等新瘥后，人体尚未完全恢复，“阴阳二气未和，早合房室，则令人阴肿入腹，腹内疗痛，名为交接劳复。”清代余师愚在《疫疹一得》中说：“瘥后早犯女色而病者，名女劳复；女犯者名男劳复。其证头重，目眩，腰痛酸痠，面热如烘，心胸头闷…若舌出寸余，累日不收，名曰阳强。长至数寸者多不救。”[111]

    清代笔记中就有一例典型案件，即所谓的“朱大令断狱”，由于县官明辨，才没有将典型的房劳死误为毒死，使民妇不致被冤屈：

    “朱竹君学士文正公，负天下重望。有二兄，亦皆服官著闻於时，长名堂，官大荔县丞。次曰垣，以进士历官济阳长清县令，长于断狱，遗事详见学士文集。节录之，为司民牧者龟监焉。济阳少妇周，新嫁王巧，一月妇归宁而归。明日巧死，翁媪及邻人，以巧食妇所煮粥，而遽腹痛呕吐死也。谓妇毒夫死，讼于官。朱命以粥及所呕吐者饲狗，狗不死。又召吏审，巧之死无毒状，独齿噤，坚不可启。视其私，则入腹中。乃趣召妇曰：‘死者口不启，汝罪而冤不能明也。汝能启其口，当为汝辨之。’妇泣而前，跪启焉。观者皆骇，吏持银匕入死者喉验毒，出以示众，皆曰中毒非是。朱固问妇以巧死时状，始知其一夕三御，蚤起即饮水三器，己而食粥，遂死。朱太息久之，谓翁媪及邻众曰：‘是乃死於阴淫寒疾也，顾欲坐妇毒死夫乎？’皆再拜谢，扶妇去。后妇竟为巧守节。”[112]

    封建时代，妇女的贞操关系重大，因此往往有妇女贞操之检验。清代，在强奸案件中以处女膜是否破损作为强奸既道或未遂的标志，如《刑案汇览》卷五十二有一例：“直督咨范有全强奸李二姐未成一案。查范有全欲将年甫十四岁之李二姐强奸，因见其年小身矮，恐难行奸，先用手指抠试，将其阴户抠破流血，查阅李二姐及其父李德又等供词俱称未被奸污，并据稳婆验称李二姐委系处女，该省将范有全依强奸未成律拟流，尚属允协，应请照覆。嘉庆十十年说帖”[113]

    在妇女死亡案件中，除自然死亡外，不论自杀或他杀，妇女尸体尤其是其生殖器官往往成为检验的重要内容：“妇人轻生自缢、自戕、投水、病毙，下身无伤者，取具尸亲免验甘结。若告称谋故、殴死、服毒、跌伤及处女因奸致死者，又当验明下身，以免日后诬指翻控。若男子，下身不论有伤无伤，从无免验也。”[114]

    《刑案汇览》卷二十五有一例“因妻六月生子本夫疑奸杀妻”：“嘉庆十二年八月，有李氏婶母李张氏拿带李氏来至仪征，交向顺汉收领，向顺汉与李氏于九月初十日同房，十三年二月向顺汉复驾舟赴楚，李氏于三月初十日产生一子，向顺汉于六月自楚回至仪征，路过妻父李春拔家询知伊妻生子情由，因与妻同房仅止六月，何以即能产子，必系未至仪征以前先已与人通奸有孕，气忿赶回家中，持刀向妻李氏盘问奸夫，因李氏不吐，即将李氏所生子向清明一并戳毙。该抚以此案虽无奸夫到官，而奸情已有确据，抱孩之地即属奸所，入门之顷即是登时，本夫之视奸生子与视奸夫情无二致，将向顺汉比照本夫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律勿论等因咨部。本部详核案情，向顺汉疑奸将妻李氏并所生幼子一并戳毙，既据讯明犯邻尸亲佥供李氏并无不端情事，即犯父所供伊媳曾因年岁荒歉，在外讨乞，亦未指明与何人有奸，是奸情并无确据，所杀既非行奸之地，即不得指为奸所，且不知奸夫系属何人，更不得谓之登时，如谓李氏所生之子仅止怀孕六月，即系固奸而生，查该犯与妻同房之时，距李氏生子之日计已满足六月，按妇人怀孕之期即应以七个月论，《洗冤录》所载胎形七月动右手，八月动左手，虽七个月两手未能全动，其骨节毛发俱已生成，该抚前次咨请展现时，声明孕妇生产固以十月为期，或因血气不足未及满月即行产下，亦属事所常有，未便以不满十月之期即为犯奸确凿，本属明晰，即所引《达生篇》内载妇人七八个月生产之说，亦可举以参证。”[115]

    在民间，对妇女的贞操也尤为重视，如《耳邮》记载：“直隶永年府某县，其地闺范极严。凡女子初嫁，母家必使侦探。成婚之次日，夫家鼓乐喧阗，宾客杂沓，则大喜；若是日阒然，则女家为之丧气，女之留否，惟天家为政，不敢与争矣。积习相传如此，虽其意固善，然亦敝俗也。有王姓嫁女於李氏，卻扇之夕，李以新妇貌陋嫌之。次日乃讬言非处子，不举乐，仍呼媒妁送归母家。女幼失母，随其嫂以居，嫂知小姑无他，乃问昨夜洞房情事，则固未合欢也。嫂曰：‘然则安知其不贞与？’力言於翁，使翁讼于官。官命验之，则果守礼谨严之处子也。乃判李姓，仍以鼓乐迎归。”[116]

    《槐西杂志》也记载：“吾郡有焦氏女，不知何县人，已受聘矣。有谋为媵者，中以蜚语。婿家欲离婚，父讼于官，而谋者陷穽已深，非惟证佐凿凿，且有自承为所欢者。女儿事急，竟倩邻媪导至婿家，升堂拜姑，曰：‘女非妇比，贞不贞有明证也。儿与其献丑于官媒，仍为所诬，不如献丑于母前。’遂合产弛服，请姑验，讼立解。”[117]

    《虫鸣漫录》记载：“有十二三幼女，服破裆裤，偶骑锄柄，颠簸为戏，少顷即去。一老翁见锄柄，有鲜血缕缕，知为落红，检而藏之，未以告人。数年后，女嫁婿，疑不贞，翁出柄视之，乃释然。盖血着物日久必变，惟元红终不改色。”[118]

    “吴县民马允升妻王氏与金三观妻周四姐奸宿一案，验讯周四姐产门内从小生有软肉椿一条，与丈夫交媾并不关碍，肉椿举发，即伸出，长有二三寸，粗如大指，可与妇人通奸。”

清袁枚《新齐谐》“假女”记载：

    贵阳县美男子洪某，假为针线娘，教女子刺绣，行其技於楚黔两省。长沙李秀才聘请刺绣，欲私之，乃以实告。李笑曰：“汝果男耶，则更美矣。吾尝恨北魏时魏主入宫朝太后，见二美尼，召而暱之，皆男子也，遂置之法。蠢哉魏主，何不封以龙阳而畜为侍从。如此，不特己得倖臣，且不伤母后之心。”洪欣然就之，李甚宠爱。数年后，又至江夏，有杜某欲私之，洪欲以媚李者媚杜，而其人非解事者，遂控到官。解回贵阳，臬使亲验之。其声娇细，颈无结喉，发垂委地，肌肤玉映，腰围仅一尺三寸，自言“幼无父母，邻有孀妇抚养之，长与有私，遂不剃发，且与缠足，诡言女也。邻母死，乃为绣师教人，十七岁出门，今二十七岁，十年中所遇女子无算。”[119]

    女性如果有先天性生殖器官发育异常或阴道及阴道周围异常，却可能导致女性性交不能；以及女性外阴部发育不良，也可能导致女性生育不能。《清稗类钞》中“八窍妙判”记载了一例由于女性外阴发育不正常从而导致的对女性生育能力产生怀疑的案例：

    “山左刘为干守庐江时，郡民卢仁娶妻姬氏，甫三日，忽告官乞离。诘所犯何条，以不能生育对。问燕尔方新，何以知其不育。初尚嗫嚅，坚鞫之，澘然曰：‘人皆九窍，彼缺其一，便遗皆从一处出。’氏母争曰：‘我亦八窍，女即亲生，何害？’乃令官媒引母女入内宅，属夫人督仆妇验之，良信。卢始愿领归，刘判曰：‘盖闻窍分上下，七阳而二阴。质秉乾坤，三奇而六耦。然大地非无徧缺，而刑天绝少具刑。厥有蚩氓，初谐婚媾。不图良匹，竟类人痾。但覘玉洞桃花，未覩后庭琼树。渔郎问渡，澄泾共浊渭同流，神女为云，鸟道与羊肠莫辨。奠我疆於南亩，何从界判鸿沟。启秘钥於北门，势且凿残混沌。虑乏邓攸之后嗣，遂效翁子之当年。公庭谬讬乎诡词，虚衷用致其穷诘。琴瑟伊始，胡为伉俪情乖？岁月几何，安见熊羆梦杳！谯诃莫解，夏楚将施。含意难伸，直陈不讳。妇则抚心无忝，嫁鸡志在随鸡。媪则说法现身，雏凤形同老凤。母既载生而载育，女还宜室而宜家。无烦炼补於娲皇，但乞后堂犀照。姑允质成於周姥，果然下体象贤。本县教始彝伦，化先怨旷。在姬氏尾间偶阙，无亏种玉之田。则卢生息壤可耕，焉用不毛之地。无犯出条之七，当援不去之三。未许鸾分，断从璧合。传其好事，风人增雌免之诗；广此群生，讼牒绝男妾之案。’”[120]

    由于其母外阴周围虽发育异常，但并不影响其生育能力。“母既载生而载育，女还宜室而宜家。”因而地方官判定其不许离弃。

    兽奸(bestiality)往往以动物为性交对象，从而达到性欲的满足。兽奸以男奸为多见，动物则多为牛、牛、马、猪、狗等；女性兽奸，则以与女性接触较多的动物为多，如猫、狗等。动物还可能吸吮、舐舔人的外生殖器，因而人的外阴部可能粘附有动物毛，体表可能有动物的抓痕或咬伤痕迹。清程麟《此中人语》中“江北女”条记载了一例女性兽奸的例子：

    “江北某氏女，貌秀丽，性轻荡，畜一犬，与之共寝，遂与交媾。迨女嫁，犬亦随往，每乘其夫不在，暗叙旧情，晚间亦睡于床下。一夕犬偶出外，夫妇闭门而卧，犬归不能入，在户外乱叫，两人俱不之理。犬逡巡一夜，至天晓，其失先起，甫启门，犬猛然一口，将其夫阴囊咬脱，夫遂毙。翁姑疑心难释，遽讼於官，且言女与犬有奸，乞赐明察。官询女，女不认。官令其翁姑牵犬而至，犬见女摇头拽尾，若不胜欢。官遂以麦饼二枚掷地下，犬食其一，而以一饼置女前。官令女脱衣细验，则见女肩下有犬爪痕，是必有奸无疑矣。乃杀犬并置女于法。”[121]

     检验尸伤，应根据伤形查知凶器，“伤痕分寸要与凶器及受伤情形相符…若行凶人于虚怯要害处一刀直致命者，其疮必重。又用小刀子自割，只长一寸五分至二寸等论之类，须将物之轻重，伤之浅深宽窄，人之情形势力，三者比对较勘，并与《洗冤录》论无异，方能吻合。”[122]

    “伤痕形状要与凶器相符…斜而长则为木器伤，圆而不整、尖而三角，则为砖石伤是也。”[123]“金刃伤形状稍异者，文内须将金刃式样声明，以免疑惑。又例载凶器内有秤锤名目，而称物之称荷亦名称锤，罪名出入攸关，须当分晰明白。”[124]

    “填注尸伤，查明受伤部位是否与伤痕分寸相符，方无错误。若伤痕宽阔而受伤部位较小，此伤必按连他处。如耳根部位仅止数分，若受伤止一寸有余，自必接连腮脥等处，须声明‘耳根连腮脥’字样，余可类推。”[125]

    清代沿用催吐药如黎芦等对呕吐进行检验，“光绪初，乌程徐次舟观察賡陛为粤东陆丰县，以折狱称。有妪来告其子媳忤逆者，讯之，妪备言媳之不孝：‘今值我生日，故以恶草具进，而自於房中噉酒肉，我不能复忍矣。’讯媳，则涕泣不作一语。徐疑之，语妪曰：‘媳不孝，可恶，本县为民父母，而不能教之，殊而恧。今为汝上寿，和尔姑媳，何如？’妪叩谢。徐乃令人设长案於堂，使姑媳就坐，各予面一碗，麪中有他物也。食毕，徐故问他案，不即发落，俄而姑媳皆大吐，众视之，则妪所吐皆鱼肉，媳所吐为青菜也。徐乃责妪曰：‘今何如？汝敢于公庭为谰言，则年日可知。姑念今为汝生日，且控媳无反坐理，姑去，幸勿谓本官易欺也。’妪大惭而退。”[126]

    雷电击死者其颈、胸、臂部、腋窝、腹股、大腿等处多呈现雷电纹，呈树枝状红色或红褐色，这是血管麻痹所致，也容易消失。丁柔克所撰的《柳弧》中“陈小姐”条记载了为雷电所击而死伤者的临床症状：

    “甲戌秋七月，余居通州，忽闻雷震，窗扉动摇。顷之，满街传某妇被击。余趋视之，见茅屋三椽，地下死者三人，一男二女。问之邻里，佥云：此妇素美，绰号‘陈小姐’。…陈氏恶其亲翁之济恶也，欲市毒药鸩毙其翁，女尚有踌躇意。是日，女又归来，哭诉被翁责打事。陈氏意遂绝，入毒面中，呼子邀王翁食面。子甫去而天雨降，子复入户，与母妹同坐一櫈上，而雷霆下击矣。击时，邻家惟见飞火一团，并不闻声。顷之，子甦，女亦活。女两乳下有火字，如画蚓然，其母则竟死矣。予视死者，仰面朝天，面色灰黑，鼻大如拳，毛发焦灼，臭不可闻。其夫如木偶僵立门傍。”[127]

    《福惠全书》卷十六：“雷乃阳火，著人则身尸焦黑，须发焦捲，身软拳散，口开目皱，头发披乱。经火之处，皮肉坚硬而捲黑，伤痕多在脑后，脑缝多开，有手掌大片紫赤浮皮，胸头肩膊或有似篆字文者。”[128]

 

 

 

 

 

    《慎斋文集》卷三：

    郧西县知县谢翼清於光绪八年九月间在该县创立宾兴局，令民捐钱。十一月初八日，又在上津堡地方设立分局收钱。书吏于瑞堂、王士俊在局管理账目。初十日，首事陶洪钧回家。十五日晚，首事廪生余琼芳来面接办。十十日早，余琼芳出门拜客，午后回局，又会客坐谈。是夜，即身死。至二十日，脚夫汪猫仔等将尸抬回，尸子余锡五查见尸身口内流血，面有伤痕。汪猫仔亦在旁观看。余锡五即以身死不明，赴县禀验。谢翼清称说：“余琼芳系因病身死。”掷禀不收押，令埋葬。并因汪猫仔多言收押卡内。余锡五情急赴府控验，该府承禄因余锡五呈内有“见尸有伤、有毒”等语，委郧县彭世翰前往会验。

    二十八日，彭世翰带仵作伍友，谢翼清带仵作任福验明尸身编左额颅、左右太阳、左眉角、左耳窍、发际、项颈各有拳伤，左后胁有踢伤一处，左有连眼角磕伤一处，顖门爪伤三道，并用银针两次探视咽喉，取云现有青黄色，洗擦不去。据任福时报称：“系烟酒毒所致”。承禄又添委竹溪县知县周益同彭世翰、谢翼清会审，究出王士俊与余琼芳有仇。事后贿买医生王本俊假立药方。并据见证雷大礼供出，起衅之由系余琼芳向王士俊等查账口角，于瑞堂举脚向余琼芳连踢，王士俊推倒拳挞。余琼芳在地骂称，回县定将清书子置死。雷大礼劝解，将余琼芳扶起，归房，各散。三更后，雷大礼走来看望，见王士俊在余琼芳背后，称说推头，余琼芳已不能言语。棹放磁碗、小刀，上浮黑色等情。该府等向王士俊等熬审，据王士俊则云：“本拟实供，无奈家系独子。”谢翼清即代求办理留养。王士俊则求将供内“一不做，二不休”之语删去，并云：“若有此语，即系谋杀，不能留养”等语尚在复审。谢翼清负气回县，即以余琼芳实因病毙；伤系自抓自撞；周益刑逼取供等情捏词通禀。承禄亦将所讯供词上详，并揭参谢翼清玩视人命。于瑞堂嘱令革书于必达，捏称：系伊胞兄砌情在臬司衙门控告。将案提省，委武昌府知府王庭桢审讯。于必达与于瑞堂信内有：“传知雷大礼，如再照府供，即将王士俊二人所作之事卸在伊一人身上”之语。犯供遂全行翻异。承审官亦不再加拷问。王庭桢委令候补知县柳玉鳞、邵承翰劝令余锡五出具无伤无毒拦检甘结，又派臬司黄彭年、候补道严昉亲提覆鞫，犯供仍前翻异。总督卞宝第奏将承禄、彭世翰撤任，旋据御史屠仁守以命案疑窦多端，显有冤抑奏参，旨派令卞宝第秉公详检。该智调到江西仵作李炯祥检有顶心连偏左应伤一处，红赤色，因仵作不能指是挞是, 踢，抑系自己甔伤。该督复奏请拣派刑部仵作复检。复据屠仁守奏称，既验出应伤，犯证具在，未可讯究得实，乃不严讯罪人，仍另调仵作复检，诚恐株累益深，冤无可雪等语，奉旨派令侍郎孙毓汶、乌拉布前往查办，并带去仵作覆行开检，验得顖门连偏左应伤一处，红赤色，顖门骨浮出少许；偏左近下又有磕拼伤一处，红赤色；周身骨殖俱系黄白色，无毒。经该侍郎等迭次研讯，究明余琼芳系被于瑞堂踢伤致毙，依律拟绞。并声明与福建省陈灼检骨之案情节相同等因，奏结在案。此该侍郎孙毓汶等查办此案之原委也。兹据该侍读学士邓承修奏参该侍郎卜等罗织成狱，挟私故入人死罪等因，奉旨交臣部详细覆核。臣等查审办命案，总以尸伤为凭，尸身无可详检者，尤以检骨为准。《洗冤录》载：“将人致死，经久尸肉腐烂，但检验顖门一骨必浮出脑壳骨缝之外少许，其色淡红，皆因罨绝呼吸，气血上涌所致，只拨验此骨便明。伤肚腹身死者，须验腰间方骨，其骨必紫红色。”而《洗冤录备考》则云：“肚腹、小腹，乃中焦、下焦，皮肉易溃之处。惟检头顶骨、顖门骨，居中至正处确有围圆三四分许，红赤包，此是验中焦、下焦定法。”又云：“腰肋虚软，一经腐烂，无伤可验。肋骨上至耳根头脑各骨俱红赤色，伤左在左，伤右在右”等语，各说虽微有不同，而其为虚怯处受伤，应於顶上则一。检查历年办过蒸检成案，凡腰胁肚腹等处受伤身死，现於顶骨者不一而足，原不独福建省陈灼一案为然。至顖门骨浮出脑壳之外，大抵系咽喉被勒被揢，罨绝呼吸，气血上涌所致者居多，未闻因病身死，其尸骨亦有此等应伤也。今余琼芳尸身两遭蒸刷，凡伤在皮肉者自无从验报，惟据江西仵作李炯祥先检出顖门连偏左红赤色，应伤一处。嗣京城仵作荀义於顶心癊伤以外，又检出顖门骨浮出少许。核其情形，若非咽喉要害被勒被揢，即系下部虚怯处受伤，第即此应伤。而论其为余琼芳之死於非命，实属毫无疑义，当该侍郎孙毓汶等覆检之时，尸身已经蒸煮，皮肉刷洗尽净，是否咽喉受伤，已难辨认。既据该侍郎等讯明于瑞堂因与余琼芳等查算局帐争角，同王士俊将其共殴致伤，于瑞堂复踢伤左后胁毙命，并无殴后谋害重情，将于瑞堂照共殴下手伤重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自属罪疑惟轻办法，尚非故从严苛。业已奉旨奏结，似可毋庸再议。若如已革郧西县知县谢翼清，供词以余琼芳系痰壅气逆身死,无论《洗冤录》内并末载有因痰壅身死，顶心骨现有红色明文。即详查凡因痰壅及因病身死检验各案，其骨均系白色，亦非红赤，显系任意狡执，该革县始终徇庇书吏，销弥命案，几至正凶漏网，死者含冤，尤难保别无情弊。业经奉旨发往军台，亦请无庸置议，至该侍读学士所参屠仁守听信丁子亨之言，入奏孙毓汶等，意见不合，司员周景曾等壹意罗织，非刑逼供各情，招供内皆无其事。臣部无凭悬拟可否，请旨饬令孙毓汶、乌拉布、屠仁守照该侍读学士原参，据实覆奏之处，恭候钦定。所有臣等详核缘由，谨恭折具奏。

    此案张有功以伊堂弟张引弟腹痛病症复发身死，尸母舅朱向荣、尸表弟李玉堂等因见尸身青黑色，不合病死情状赴县具报。该县诣验张引弟系痧症身死，朱向荣等不愿具结。覆讯张有功，供出张引弟之妻白氏与管帐之胡复林有奸。提讯张白氏，供认与胡复林通奸。其张引弟因何身死，据供，伊向胡复林询，系暗用砒信和入红糖水内，被其毒死。质之胡复林，仅认与张自氏有奸，坚不承认谋毒情事。复经该县饬据原仵复验，用银针探入咽喉、谷道良久，取出，青黑色，皂角水擦洗不去，系因痧病后服毒身死，填图取结。於张引弟卧房内取获小白碗一个，内似剩有余信。张白氏指系信碗，并据供认同谋。因伊夫撞获奸情，屡被殴责，欲服毒自尽，胡复林劝阻，并嘱用毒谋死伊夫。嗣伊夫旧患腹痛病发，伊夫将胡复林唤至，嘱令问方取药。胡复林携回水药一包，嘱女工陈周氏煎服，又与吃过痧药。胡复林将伊唤至门外，交给砒信，嘱伊下手。伊将砒信在小白碗内研开，乘伊夫要水，用红糖水冲匀，送交胡复林与伊夫饮下。旋毒发，起卧不定。次早，伊夫命胡复林请医，诊治无效，身死。质讯胡复林，仅称因张引弟腹疼旧病复发，曾为取药煎服。又给痧药，并在张引弟肚腹上挞火罐两个。张引弟又令伊请医属实，并无商谋毒死情事。该县疑其坚不吐实，熬审多日，饬与张白氏对质，遂悉照张白氏所供承招。

    迨到省后，张白氏於谋害张引弟身死一节则忽认忽翻，并讯出张白氏与雇工张狗堪有奸，及张白氏同张狗堪偷钱赎当，送给伊母白张氏，被胡复林查知，告知张引弟，将张狗堪送捕撵逐等情。该府与委审各官以该县原验之银钗系此案有毒之证据，取原验钗两支皆无毒色，惟隐约有灰黑斑点。提讯原仵，据供即系毒色，迨用纸擦拭与寻常无毒之钗比较，银色并不稍差。复向追求始供当日探验时两钗，皆有黑色，皂角水揩洗不去。后以山陬小邑，仵作实未谙习经见，以为验过之后，即属无用，不知例应存案。一时疏忽，用土灰将毒色磨净。经前抚谓案情疑难，非检验不成信谳。札调崞县、徐沟两县公同开检，验系生前服毒身死。当查所报心坎骨形大，与《洗冤录》图载大小形状不同，其余下口骨暨龟子骨经委验各官复验，亦核与所报之色未能确切。前抚亲提研讯，取获信碗，追问信从何来，张白氏则称系擦疮瘁所剩药膏，本非砒毒，情愿当堂尝试，以明前在该县供认之诬。随饬於毒碗内对水和匀，给张白氏饮尽，竟亦无恙。且此案该原告等到县具控时，既未告毒，亦未告奸。该县初验，亦系因痧，后因讯有奸毒之供，始复验明痧后服毒。张白氏初供，张引弟被毒致死，系胡复林一人独谋，后因自认小白碗为毒碗，始据供认同谋，并硬证胡复林悉照张白氏所供承认，是胡复林之承认谋毒由于张白氏之硬证同谋。张白氏之自认同谋，由于误认小白碗为毒碗。今既毒碗失实，原验银钗又无有毒形，即以张白氏之供悉心推究，於己且不可信，何况於人？前抚亦以初验仵作并非谙练名仵，咨调直隶清苑县仵作于金堂来晋复检。据报因病身死，情愿具结。惟内有色带青灰各骨，亦均指为黄白，与初检仵作朱岐山误将黄白各骨指为青黯同一含糊迁就。当将尸骨遂一公同复验，凡稍涉疑似者，注明存疑。谕饬推究因何身死，皆以所称青灰黯及顶心微有参差，顖门微有裂缝，均属毫厘千里，未曾经见，不敢冒昧诣陈，故格内并未填明是痧是毒。该府等详加体察，若果被砒信毒害，砒毒为性最烈，其死人往往在顷刻间，断无如此迂缓从容，与寻常病死无异。况既死之后，又并无目突, 唇裂，七窍流血情状，更与砒毒情状未符。就供衡情，病则可凭，而毒则无据，自可即此定案。惟迭此检验报称，因病者再因毒者，再即前抚亲注明之骨色是痧是毒，亦未填明节经委审官，互相推求，若将指为无毒，则顶心、顖门、额颅以及肩井、血盆、两胳膊、十指尖、项颈、耳根或见青黄，或多灰黯，与寻常无故骨色有间，不能无疑。若将指为有毒，则《洗冤录》所载及历办成案检验中毒骨殖总以牙根、胸膛、心坎、指尖四处为最要关键。今牙根无故、胸膛骨黄皆为无毒证据。心坎骨无可置勿论其手指尖节青黑，考之患痧症死者，两手足指甲或青黯或青紫，甚则头面遍身皆紫黯。痧症既应有是色，固难指为是毒非痧。中叚仍皆白色，与六齿之中暗、尖白，皆可信是痧非毒。其肩井、血盆、项颈、两肋等骨皆非受毒正经部位，《洗冤录》无所载，则无足重轻可知。至顶心、顖门等骨验伤为重，与毒无干，其所谓参差碍手，照视有缝，本极微茫，未敢辄以臆断，详经该署抚於此案历经研审，两次开检均已详慎推求，而骨色参差，不能确指为毒，亦未敢遽信为痧。案情介在疑似，供词无可究讯，质证辨认，百计俱穷。既无谙练仵作，又无恰合成案，未便草率定谳。

    咨部查照：“据此骨究竟是痧是毒，详悉指示，他省如有似此成案，并祈检查，见复”等。因本部详核案情，张白氏是否将本夫张引弟谋毙，则必以有无奸情为根，胡复林、张狗堪既均鸟张白氏有奸，尤必以张白氏与何人情热为要。张白氏过门时，年已十六，张引弟年甫十三，且自幼虚弱，其不能如张白氏之欲可知。张狗堪在张引弟家佣工，先与张白氏通奸。张白氏又同张狗堪私取柜钱赎当，使送给伊母白张氏收用，则张白氏、张狗堪二人情密，又可知。后胡复林到张引弟家管帐，同张引弟下乡收租，查出前管帐人弊端。张引弟一切信任甚专。嗣又将张白氏与张狗堪偷钱之事一并查知，张引弟即将张狗堪送捕撵逐，不准张白氏擅动，则张白氏之切齿痛恨胡复林又可知。至胡复林与张白氏通奸之故，据张狗堪供称，撞见胡复林与张白氏通奸，被伊反扣楼门，经张白氏喊令开放，伊并未与张白氏有奸。据胡复林供称，伊实因上楼取醋，见张白氏与张狗堪行奸，因与刁奸一次，此后并未续奸，实无谋害张引弟情事。据张白氏供称，伊与张狗堪有奸是实，并称胡复林未到伊家以先，伊与张引弟和睦，银钱任用，出入自由。胡复林进门，伊夫将伊时加管束，不令经营银钱，不准擅动衣物，得罪邻佑，刻薄亲朋，皆由胡复林挑唆。若将胡复林办罪，即将伊一同抵命亦情甘等语。统核各供，虽有参差，而张白氏之与张狗堪先有奸情，已无疑义。胡复林於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张引弟家管帐，张引弟系九年二月十八日身死，中间只八十余日，其与张白氏通奸系刁挟而成，并非实在情好，何至遽起谋害张引弟之心？且查胡复林与张引弟封记衣物，己在刁奸以后，更足为张白氏与胡复林情意不属之确证。该县原定胡复林因奸起意，谋毒本夫，诚未免草率，即所取购觅砒毒各供亦未必俱属实情。既不足以折服其心，故不旋踵而遽行反异，其势然也。若张白氏於伊夫初死之时，因尸表兄李玉堂见尸发青，向问致死缘故，张白氏即称当晚系胡复林伴宿，应叫胡复林来问，如其不来，用猪毛绳去捆。胡复林到来，伊又默无一言，迨事发到县，复硬证胡复林卖砒交伊将张引弟毒毙。及提省后，忽供认同谋，忽供系胡复林一人毒毙，并有时供系病死。诘其何以历认谋毒不讳，则称系见胡复林被县官刑责，恐照样受刑，只好诬服。其初次到官，未受重刑，何以遽供系胡复林毒死，则称系在县错打主意，大哭，不复再言。种种情节，其为诬扳胡复林之意自在言外。若张狗堪在家同张白氏开拒取钱，在外为张白氏之母白张氏赎当，是其表里为奸，已非一日。张引弟将伊撵逐，固由查知偷钱起衅，然嗣后将张白氏时加管束，明系已知伊等奸情，特为防闲，且张狗堪一去，张白氏既失所爱，又无人为母家转运，讵能一日忘情而不思设法见面。即白张氏亦未必不深德张狗堪而恨张引弟之防禁伊女。当张引弟死时，白张氏正在其家居住，殊难保无被此勾通，暗中往来，设计谋害情事。以上各节，皆案内紧要关键，承审各员不从此等处根究致死之由，乃以张白氏初指下毒之药碗，后又供为系擦抹疮癤所剩药膏当堂对水和匀，给张白氏饮尽，亦竟无恙。即朱向荣等均供，该处向无种地用砒之风，张引弟箱内并未存有此物，其永和堂药铺亦无卖给胡复林砒信之事，遂谓毒毙一层殊不可信，不知凡可毒人於死者，不止砒信一物，即现成之鸦片烟膏亦可致毙人命，不得谓砒无来历，遂将谋毒情形一概指为虚诬也。即谓胡复林系属诬扳，此外安知不更有同谋之人。况明明有一诸多可疑之张狗堪，舍所疑而诬指旁人，亦属情理所有，不得谓胡复林一经被诬，遂将张白氏等一并信为并无谋情也。即以节次检验情形而论，该县先验尸身青色，系因痧身死；继验系痧后服毒身死，且有用银钗探入良久取出青黑色，皂角水擦洗不去。确据到省初检，尸骨青黯，系因毒身死，覆检尸骨色仍灰黯，并未填明是痧是毒。承审各员遽谓论痧则有据，论毒则无凭，不过因《洗冤录》载：患痧身死者，重则周身有紫黯色。然未闻患痧身死者，检骨亦有青黯色，且色多左重右轻，又何说也？《洗冤录》：检毒以诣甲、牙根、胸膛、心坎四处为要。今尸身六齿、十指骨既有灰黯色，即不得谓之无故。心坎骨覆检时失去无有，然初检时则称拖带青皮色，亦青黯。胸膛骨初检时报称第一节、第二节微黯，第三节青黯，覆检时系属黄色，或毒气中此骨者稍轻。因两次蒸刷，渐退亦未可定，究不得谓之痧则有据，毒全无凭也。且尸骨顶心微有参差，顖门视有裂缝，色亦青黯。按之《洗冤录》及历年成案，凡顖门骨浮出骨缝外少许者，多系罨绝呼吸，气血上涌所致，则寻常磕跌当不至此。如磕跌有此重伤，岂有不即时毕命。今谓尸之顶心、顖门各骨参差，裂缝系幼时磕跌，并谓骨之青色系生前头痛常用火罐所致，恐系藉词附会。详查检骨各案，因毒毙，骨殖青黑者，比比皆是。其因病毙而骨殖青黑者，实属罕见。况各省仵作均为检验而设，其是否毒毙自应以仵作甘结为凭。该县覆检之仵作高受传及初检之崞县仵作朱岐山、徐沟县之庞致中均出有“委系服毒身死”切结。调到直隶仵作于金堂，则以为因病身死，与前次检验大相径庭。究竟因病身死？何以有此情形？及前此检验如何错误之处，必有详细辨论。是否出有切实甘结？原咨内并未叙明，亦不得谓后是而前非。迹仵作等前后歧异之词，足徵此案迭次检验皆随问官意指为转移也。至谓砒毒为性最烈，死人往往在顷刻间，断无此迂缓从容，则更不然。《洗冤录》明载药性缓者一二日方发。服砒后阅数日身死者亦历有成案。司谳者并未详查也。总之，案关因奸致毙本夫，罪名出入甚钜。该省拖延将届二年，问官则意见各持，犯供则游移靡定。第一是痧是毒，纷纷聚讼不已，无可归结，因而咨部请示，以为推卸地步。殊不思案犯既无确供，尸骨又界两歧，无论部中不能自拟自核。即该省承审各员亦谓就供衡情，病则可凭，毒则无据，尚不敢定为病死，恐致淫凶漏网，死者沈冤莫雪，本部何能遽断其是病非毒。且该省犯证俱全，推究已非一日，尚不能审出实情，本部又何能据未定供词即指为是毒非病，以致故入人罪，陷二命於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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